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恐慌”探析——立足于历史成因与时代特征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农业恐慌.这次农业恐慌既非一日之寒,也非偶发因素所致.其导因一方面基于传统社会矛盾的演化积累,另一方面又基于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新的矛盾的催生和积累,具有传统危机与现代危机的二重性特征.     

从"华夷"到"中西"话语的演变——《瀛寰志略》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孕育

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跨越,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华夷"向"中西"话语的转型,则是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在这一话语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还在举国皆为"华夷之辨"的话语时代,它就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主流话语模式,孕育着具有近代性的民族主义话语.     

1940年代“中原大灾荒”中的民变研究

20世纪40年代中原地区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灾荒,这场大灾荒引发了河南各处民变的发生,有的地方甚至衍化为武装暴动。灾荒引发的饥馑是各处民变的直接诱因,另一方面政府救助的迟缓乏力、军政当局的腐败不堪等,对民变的发生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民变也是民众与政府及社会关系危机的折射,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民变背后所揭橥的社会问题不容小觑。     

民国时期“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与救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为例

民国时期的"城市病"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贫民生活上的贫困是其直接诱因,"民族—国家权威"的缺位是其制度性原因,社会结构失衡与城市管理滞后是引发"城市病"的内在因子。此外,近代城乡结构二元化对"城市病"的发展也有一定助推作用。由于缺乏对"城市病"及历史成因的深层认知,民国时期的天津市政当局在应对"城市病"的过程中大多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着眼于谋求根本之解决。历史虽然无法重演,但其所凝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则可以警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