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官场的称呼——从姚雪垠著《李自成》中用语“老先生”说起

《李自成》是近年来出版的一部著名的历史小说.作者对于明代这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的理解是精湛的;我特别佩服的是他叙述明末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只用几句话,却将当时封建国家、统治阶级和农民等各个阶层之间复杂的阶级关系,说得清楚明白,真可以说是"言简意赅".但作者对于社会风尚、习惯的描写,事物名称的解说,却有很不确切的地方,尤其是对于明朝官场的称呼,就很武断.我在第一卷上册看到,第28页上叙杨嗣     

鸦片战争前夕土地制度、剥削关系和剥削形态的变化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明清之际的赋役改革,对于封建士地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影响很重大、很显明。但是这种赋役改革是通过严重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进行的,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长期的过程,因而封建士地制度和剥削形态的变化同样也表现了一个复杂的、曲折的、长期的过程。满洲族是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远比汉族落后的民族,它乘着中国腐朽的封建朝廷的覆灭侵入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它最初在中国的活动,带有这样两种矛盾的性质:一方面是旧有的奴隶制残余的掠夺方式在它的军事征服过程中继续存在;另一方面是     

定量分析法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下)

四、古籍记载中的数值的性格1.数值的零星、笼统和含混中国古籍中的数量记载,但大多是零星的数值,系统的数字记载是难得遇见的。那些零星的数值记载是我们进行统计的重要资料来源。对于古籍中的数值记载,我们首先必须认识这些数字的性质或性格。有些文字记载中的数字,并不是明确地表示它本身的数目,只是笼统地表现一下数量的多寡。如象《周官·     

必须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是当前农业生产发展中的一个必须解决而又最感棘手的带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长期不能很好解决。记得在一九五五年发行新人民币以代替原来旧人民币的时候,我正在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看到伪社会局所编的二十年代后五年的《上海市工人生活费指数》,其中列有那时候的零售物价表。我就将二十年代后期同当时两种重要物品米和布,作了一番比较。二十年代的米每百斤约六、七元,最低的土布每尺四分多,条格布六分多,粗布九分左右,较高的花标布、绒布、斜纹布、细布在一角左右,更高一点的漂白布、线呢在一角半左右。我看到当时米价同二十年代比不过     

从唐宋税收的加法说起

如果有这样的算式2石米+3匹布+4两丝=?那末,只要学过一点四则的小学生,就会指出它的不合理,也许会向写出这样算式的人质问:米怎么能和布及丝相加呢?的确,不同品种、不同单位的物品是不能够加在一起的。但是,在唐代却有人这样做过,并且做的人还是当时管过财政、当过宰相、号称学者的杜佑。在他化了三十五年功夫精心编纂的《通典·食货六·赋税下》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明代中叶的赋税改革和社会矛盾——所谓均田、均粮运动的开始和周忱的平米法

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是同土地制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地说,土地制度的性质决定赋役制度的性质;因而赋役制度的变革也就常常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革。这在明代的赋役制度和土地制度上表现得很明显。所以,贯串于整个明代封建社会中的均田、均粮和均役运动,就是明代土地制度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研究的意义——李平心遗著《论生产力问题》读后记

李平心同志遗著《论生产力问题》,最近已经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是平心同志所写一系列论述生产力性质文章的结集。在这本结集编辑之前,我重读了平心同志这些既富于战斗气息又具有深刻研究的学术论文。我老是在想,倘使他所提倡的生产力性质的研究得到尊重和采纳,也许在社会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上会有点裨益。平心同志这些文章,是在1959年和1960年之间陆续发表的。这个时期无论在生产关系方面或是生产力方面,都不顾客观可能,任意冒进。而在经济理论上所着眼的就只是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在阻碍或推动生产力发展上的巨大作用,甚至是唯一作用;生产力则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对于生产力本身的性质以及它还有自己的运动和发展规律,更是完全没有想到,好象     

定量分析法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上)

近几年来,经济学界提倡用定量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现象的人多起来了,一些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也主张用数理方法分析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如吴承明先生在《关于研究近代经济史的意见》一文中,就提出要“加强数量概念”(见《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在经济史研究中,数量的研究究竟应放在什么地位上?这种研究采取些什么方法?所谓定量分析法是什么?它包括哪一些内容?如果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不反对进行数量的研究,而且主张加强数量的研究,那么在采用定量分析法研究时,是否可以顺利进行和开展?在实现过程中,究竟会碰到哪些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