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的谏诤实践及其文学地位的确认

在唐代文学史上,陈子昂享有极高的声誉,被推为唐诗之祖,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在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从时间上来说,陈子昂不是唐诗革新的开风气者,但他的理论倡导和创作示范却起到了他人不能起到的作用,这是确定其文学地位的重要原因.而陈子昂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又与其诤官身份和谏诤活动密切相关.所以,从根本上来说,陈子昂的文学成就的取得和文学地位确立,是一个谏官的价值在艺术上的体现.     

唐代谏诤风气与文学家谏官的命运

由于在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文学家以其所秉有的文才成为谏官队伍中的主力。尽管唐代君王基本都有求言纳谏的意识,但在不同的时代,谏诤风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了唐代文学家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命运。可以说,唐代文学家的政治命运折射着唐代的政治风气和唐王朝的命运。     

论李白人格悲剧的文化意蕴

论李白人格悲剧的文化意蕴傅绍良伟大诗人李白的一生平凡而神奇，他虽然没有创造什么经邦济世的功业，但他饮酒行侠、求仙学道、傲睨人间的滴仙风范，却塑造了一个光耀千古的高尚人格。他的纵情自适、傲岸放狂，打乱了常人的生活节奏，冲破了陈腐道德信条和社会理性的羁绊...     

从负重生活到艺术生活——佛教与盛唐诗人生活态度

佛教东传以来 ,经历数百年的磨合 ,终于由一种域外文明消融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成为影响中国人生命观念和生存形态的三大文化之一。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完全融合 ,是在初盛唐之间实现的 ,在盛唐体现得尤为突出 ,因为作为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是在盛唐完全定型并得以推广开来的。因此 ,盛唐诗人与佛教的关系 ,最能体现佛教中国化之后对文人生活构成的影响 ,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程度。本文即从这一文化现象入手 ,分析盛唐诗人在感受佛教教义、运用佛教观念之后 ,生活态度由负重生活向艺术生活的转变 ,探讨盛唐文学与佛教的深厚因缘。…     

论唐朝贞观时期谏官的文学设计

唐朝贞观时期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学现象 ,这一时期既有南朝文学之遗风 ,又有鲜明的文学革新之意识。这一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和理论 ,大都是谏官 ,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历史环境 ,促使他们对文学进行了一种深刻的反思 ,这种反思极有时代感和使命感 ,是对新时期文学的一种成功的设计 ,为唐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批评家对“陶”审美模子的具体运用——以《文心雕龙》“援陶论文”为例

魏晋时期,一些本来是陶器制作的术语如"熏陶"、"陶冶"、"陶铸"、"陶钧"等,被逐渐引入到古代文学批评领域,成为魏晋批评家思考文学现象的"思维模子"。治陶技艺与为文作诗的相互启发构建了富有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话语,《文心雕龙》为其代表之一。刘勰继承前人思想资源,创造性地运用"陶"审美模子论文。在《文心雕龙》中,存在大量援陶论文现象及由"陶"派生的文论术语,体现出刘勰独特的文学批评个性。在《文心雕龙》研究中,这是一个新的开拓。     

论盛唐诗人的人格范型

盛唐诗人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群体,其群体人格特征,融进了儒道佛三大文化精神,可分为悲悯型、狂诞型、英雄型、隐逸型四大类     

杜甫"诸葛诗"与其仕宦心态

杜甫一生写了二十多首“诸葛诗”,从这些“诸葛诗”中可以发现,不同时期,杜甫审视诸葛亮的角度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又与他自身仕宦心态的变化是一脉相通的。可以说,杜甫在“诸葛诗”中感情的变化就是他自己仕宦心态变化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爱神的失落与回归——中国古代神恋心态探微

神恋,特指人与神的爱情,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如巫山神女梦会楚王,洛神伏妃泪别曹植,天女下凡助董永、龙女入尘寻柳毅等。这种神恋故事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本文拟从神女的神性与人性的特征入手,通过古代始祖崇拜与爱情表现的关系,分析我国古代神恋心态的宗教根源及社会效应,探讨古人社会、政治、人生的忧患与超越意识,从而揭示神女和神恋的真正意义。     

从唐人眼中的盛唐看唐诗分期的客观标准

唐代文学的分期在唐诗研究中分歧最大 ,导致众说纷云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确立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本文认为“声律”和“风骨”是唐诗分期的客观因素。文章以唐诗选本和唐人评述为基点 ,通过分析“声律”、“风骨”在唐诗艺术和理论中的演变 ,认为初唐诗人所期待的“文质斌斌”的艺术内涵就是“声律风骨兼备” ,这一未能在初唐实现的诗歌理想在盛唐得到了实现 ,因而也构成了唐诗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晚唐诗歌在声律、风骨分化的前提下走向狭隘现实主义和追求声律格调的新形式主义 ,因而出现了元白扬杜抑李的偏激的诗教理论 ,导致了重格律轻风骨的单调的唐诗选。而对唐诗风格有过全面研究的司空图 ,则最早依据“文质斌斌”的理想提出了初、盛、中、晚四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