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波动性分析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下简称CPI)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货膨胀或紧缩程度,因此历来为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所关注.文章主要应用ARCH类模型对CPI年增长率的波动性进行了建模,结果表明该模型能有效拟合CPI年增长率的波动性特征;并根据分析得出我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需要进行有效调控,以更好地保持物价的稳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结论.     

辛亥革命期间列强对东北的政策分析

辛亥革命期间，列强面对东三省出现的新形势，有针对性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或在中国的殖民利益。综观此期列强的政策，初期，都企图寻找良机，根本解决满洲问题；随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加之列强内部行动的相互牵制，各国不得不放弃最初的想法，进而采取务实的态度，尽量在不谋求改变东三省政治结构的框架内，最大范围地加强对东三省的掠夺。     

八思巴：民族和合，西藏一统

本文从阐述八思巴与元朝中央政府两者的关系出发,旨在探讨八思巴从一个吐蕃贵族到一代帝师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与政治、宗教历程,以及他在建立西藏与元中央王朝政治隶属关系和宗教供施关系中所做的努力。     

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编法讨论——从罗香林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评议说起

贯通式的“中国民族史”的编著，孕育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自清末发轫，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1928年)系中国较早冠名“中国民族史”并系统叙述“中国民族史”的通史体、综论性著述。该书出版后，罗香林对其进行了学术评议，提出从“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两个面向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梳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罗香林有关中国民族史“编法”的建议与后来一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的认知和书写不谋而合。以王著《中国民族史》修订版(1934年)为例，该书尽可能在既有研究框架范围内重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表明王桐龄一直在探索适宜的中国民族史“编法”,加强了中国民族史“横的叙述”;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著《中国民族史》,则将诸民族史“各为专传”,推进了对各民族历史的“纵的叙述”。时至今日，为阐明“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罗香林提出的“两种面向、三个问题”,尤其是有关加强“横的叙述”之建议，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展仍具重要启发意义。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新实践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形成了新的边疆治理体系;认为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特点是一个核心,两大目标和三大格局:一个核心——"治国必治边"的重要思想;两大目标——维护边疆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三大格局——边内治理、边疆治理与边外治理的结合;新时代的中国边疆治理体系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指导下,党中央在边疆治理实践方面开创进取,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相关边疆区域发展战略;重塑了中国边疆的历史社会地位,使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区""枢纽""窗口"和"支点".     

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及其在边疆地区的适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逐渐被纳入近代国家秩序中.清朝统治者被动地接受了这一变局,并努力地在传统王朝国家的基础上构筑近代民族国家.显然,这种主观上的消极性决定了清朝改造国家观的命运.与此同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亦参与到这种大讨论中,对未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筑提出了各自的理念.在民族国家构建理念的基础上创设一种新的框架,考量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与民族心理,以及此间列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进而探讨边疆民族地区政治之变迁,应当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一个方向.     

英俄在新疆的角逐与清政府之政策回应——以1851～1911年为中心

从1851年至1911年，英俄两国在新疆的角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51—1869年）：俄国的咄咄逼人与英国的精明无为；第二阶段（1869—1905年）：英国强硬应对以抑制俄国；第三阶段（1905—1911年）：英俄互谅，角逐放缓。此间，清政府对新疆的安全环境认识较为深刻，为维护新疆的权益和稳定，从构筑民族国家的高度出发，在内外两个方面及时制定了相应的策略骖．应对之：它一方面对外引英国为奥援，另一方面对内勘修政制，两相呼应。     

在"枢纽"与"限界"之间的边缘人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构建论说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在研究者的笔触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吴文藻、陶云逵等较早地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提出的“边缘人”理论，并从宏大国家叙事着眼，阐释了边地汉人的“枢纽人”作用。不过，李安宅、梁钊韬、费孝通等基于微观“边地日常”的观察表明，作为“限界群”的边地汉人的图利动机及其行为有时对边疆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表述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发生对话，揭示了民国时期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所持边疆社会改造方法论的分歧。回到历史现场，无论是“枢纽说”抑或“限界说”，均表达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的关怀和期待，同时亦反映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交织下边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