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性发展与适合居住的城市

持久发展的必要性城市的新责任 工业化、城市化及民族国家之兴起业已使城市及其他人类聚居点大为改观。如今城市正在经历一系列新的经济与技术力量的洗礼。那些力量虽然具有全球普遍的性质,如果对它们有很好了解的话,它们能     

拉丁美洲人民对经济和政府作用的价值观

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城市居民之重视个人自由,略微超过社会境遇的平等或收入分配的均等。因为他们还倾向于赞同私有制或企业主与雇员的混合控制而不是国有制,所以,这些价值观念往往有利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之风行拉美。然而,各种价值观念在各国内部各个社会阶层中的分布态势不同,而且,从6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以来,此种分布态势显然一贯不变。 “世界价值观念研究中心”于1990年及1992年从这些国家里搜集的数据资料表明:各个社会阶级的价值观差异甚大,总的说来,拉丁美洲国民经济的根本改组是由领导精英通过私有化实现的,而不是出于舆论的推动。在这四个拉丁美洲国家里,最崇奉自由的价值观念者为上层阶级的成员,其次是中产阶级,他们还特别重视能够发挥个人主动性的工作职务。工人阶级的成员更注重于平等的原则,但是熟练工人阶级与非熟练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别很大,尤以阿根廷为最。     

加拿大选举格局的突变:论1993年加国联邦大选

1993年的加拿大大选,情况不同往常。在此过程中,“两大党外加几小党”这一稳定的格局解体,出现了一党独占优势这样一种较乏稳定的局面。执政的进步保守党失败之惨,为加拿大选举史上任何执政党所未有。本文将它的竞选失利放在加拿大战后选举历史的情况中加以考察,借用空间理论来说明改革党这个新的政党如何捕捉住了政治上的左翼,然后分析战略上的利害关系如何使两个新党——改革党和独立的魁北克政团——的竞选行为破坏了加拿大政党制度传统上一贯发挥的整合作用。我们认为,一党独秀的格局是不稳定的。然后,在探讨加拿大政党制度将会怎样回归于稳定的模式之后,对这一选举的更广泛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衡量发展水平:生态核算的作用

发展显然较经济增长更为广义和复杂,而人们通常仍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加以衡量。这一衡量方法引起越来越多的批评,特别是因为它不能计量生活福利水平,而后者的改善无疑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只是为了起跟踪监控的作用,国民经济核算也应该反映环境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很可能影响经济的成效。修订后的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承认误差调整的必要性,但只限于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围核算”,尽可能不改变“核心核算”。新的体系强调结算平衡表的方法,这说明它着重于定期清点环境资源的存量,而不是直接改善对国民收入的估算。然而,为了更好地了解发展的情况,衡量其进步,并且指出未来的方向,我们必须改进对国民收入的估算。在为了计量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当调整之后,核算体系应该表明经济的增长是否真实,抑或只不过是消耗国家的自然资源而已。按照其调整的程度,通过核算还应该能够发现宏观经济政策中有碍发展的失误。但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能反映环境的所有各个方面,为了评估环境的变化,可能还需要一些补充性的自然资源指标。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关于资本主义内部诸矛盾的理论是光辉而深刻的,抓住了劳动的异化与剥削的根本原理。但令人遗憾,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却不是那么明晰。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课题就是要修正我们对危机趋势的认识,而又不放弃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其他方面(异化和内部诸矛盾)     

马克思的辩证方法

对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解放的设想和对历史变革的理论性及经验性思想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的两个主要部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把人的自觉活动与社会的结构性运动联结起来,产生一种关于社会进程之总体的模式。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变革是结构性运动与人的目的性的错综复合,不能单纯归结为结构性的或意志性的因素。     

治理与国际调节机制的危机

冷战结束加之以全球化进程，深刻震撼了国际政治的结构。与这些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区域性一体化运动加速以及某些国家的垮台。这些变化几乎到处显示出国家主权的危机，而且对国际调节机制也提出了质疑。它们还动摇了政治科学以前过于专注国家作用的理论架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治理”的概念，它表明一方面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局与权力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应该将非政府组织在政治调节机制中的作用突出出来。不幸，整个治理问题业已被谋求新自由主义方针和计划合法化的国际组织所包揽，而且还被一些缺乏严谨理论的学者们承接过去，他０］经…     

各国人口政策比较观

本文论述半个世纪以来各国人口政策的性质,重点主要在于各项政策的所谓“核心”部分,但又不限于此。所谓“核心”部分,指的是实行干预——主要是对生育率施加控制。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生育率高涨的情况,来势迅猛,引起人们关注。贫困世界的人口增长尤其明显。日本在降低人口增长率方面的经验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但直到70和80年代才取得其他成功的经验。本文描述了国际上如何就人口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重点分析了一些具有显著意义的、诸如中国和印度那样的经验,并讨论了当前尚有争议的一些主要问题,例如分别以“需求”和“供应”为取向的政策所起的作用等。     

第三世界各种政权的脆弱性

有些政治系统算不上什么“政权”(regimes),因为按照拉斯韦尔的说法,“政权”指的是按照合法化的方式(宪法)组织起来的政治系统。每当军人发动政变而当政,现行宪法实际上便遭践踏,从而出现建立在“原始的强力”上面的政府形式。然而,压制性统治也是不能持久的,不是引     

欧洲的竞争性创新和新社会契约

本文的主旨在于阐明:欧洲必须向世界其他最发达区域(北美、日本及东南亚诸“小龙”)提供新的世界性社会契约。其目的就是等到2020年左右全球人口达到80亿时,将现有的人力、物资、技术和金融的巨大资源运用于满足这80亿人口的基本需要和期望。因此,作者认为,欧洲一向认为自己绝对需要在世界市场上从事竞争,现在却必须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摆脱因从事这种竞争而使自己受制于私有化、解除管制和经济自由化这三种力量;这三种力量已导致各国社会契约的解体,而战后的社会经济进步却是凭借各国社会契约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