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互动与万历年间的南京社会:以丁宾的活动为中心

在明清时代,官绅阶层是支撑中国地方社会及其发展的重要力量。万历后期曾任职南京多个衙署的著名士绅丁宾,在二十余年的行政工作中,对留都南京以至整个江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社会基层管理、南京江防整顿、水陆交通维护、灾变应对与社会控制等许多重要时刻,丁宾以其个人的力量,以及与朝廷至地方各类官绅们的积极联系、频繁互动,无形中已营建起广泛的社会政治网络,使整个帝国最为繁荣的江南得以平稳发展,留都南京的社会控制颇见成效。江南士绅力量及其影响在其间无疑也得到了有力的彰显。     

江南城市的导游指南与生活变化(1912-1949)

民国建立后,以太湖平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城镇乡村都产生了许多变化.除了原来的省府州县城市被重新整合外,旧有城市的城墙沟濠开始被拆毁填平,构筑了不少新式的马路.在上海、苏州、镇江、杭州这样辟有租界的地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及设施,如电灯、电话、自来水等,很早就有,并开始波及普通城市.城市内部的空间状态被重新调整,而新式交通方式如火车、汽车、火轮等的推行,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变化,对人们的时间安排与生活休闲方式有很大的触动.以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为代表的一些城市导游指南大童出片丘,这些导游指南性的东西,充分反映各个城市在公共管理、经济产业、休闲生活、马路景观、交通方式等方面的新变化,也体现了这些城市在"现代化"方面的不同程度及状态.     

民国前期苏南水利的组织规划与实践

民国成立之初,先后以江南水利局、太湖水利工程局为主要组织,开始全面规划整治苏南地区的水利,涉及的空间范围其实就是太湖平原,新的水利规划与实地调查在江浙两省都得以全面展开.本文以当时的水利规划及其实地调查报告书为主,较为深入地揭示了彼时苏南水利的进程实态及其间的政府动力与民间社会关系,展现了国家计划与实际操作间的固有差距、学者与政府的分歧以及苏南城乡社会生活中的若干重要侧面.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诠解中,"士绅社会"虽然适合描写民国前期的苏南地区,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期像水利事业这类公共工程的施展,国家已完全具有主导性的能力,而跨政区的合作显得更为重要.     

从寺庙到乡约局：明清江南的思想教化

明清时期的乡约教化，是以帝王的“圣谕”为根本指导思想，结合地方传统与乡镇空间区划，自上而下建构起的比较严密的宣讲系统。在江南地区，社会力量比较强大，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社会精英热衷教化，为乡约工作的推展及社会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明代初期的社学系统到后期的城乡寺庙，都是乡约所建设的基本选择和乡约宣讲的中心场域。清代继承了明代的乡约教化基础，在社学体系废替后，也以寺庙为中心建构起比较清晰的乡约宣讲网络。清代后期，从州县城市到乡镇地方，建设乡约总局与分局的行动变得非常活跃，加大了思想教化和秩序整顿的力度，为维系地方社会与重建王朝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

明末清初的江南地方政府除了要应付外来的战乱波及外,需着重处理的是内部萌生的变乱.明清时期发生于江南地区的这种变乱,规模较大的即以盗匪为主.本文选取江南一个普通县级政区嘉善县为论述中心,对当时乡里社会抵御盗贼等变乱和控制地方的功能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国家的统治力量已渗入至乡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管理空间上与地方的自治领域除有共同的交接外,还存在一些细微的分离.但即使在王朝更替之际,国家仍未全部丧失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本文还提出了一个政区控制薄弱地带的命题,指出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地理环境和政区边界的构成有很大的关系.     

明清吴中地区的县衙与社会

县衙是传统中国地方行政展开的基础与重要空间,与县政建设及地方民生之关系密不可分.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吴中地区,在明清两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里的州县行政既很成熟,又较复杂.本文以县衙的考察为中心,扼要地分析了其内部建构与外在表征在明清两代的若干变化侧面,进而论述县衙与地方社会的内在关联,以及在当世民众心目中的感觉与评判,并藉此透视州县行政与社会关系的地区差异和时代变迁,从而对帝国后期的州县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评判.     

抗战时期江南城镇的生活与变化

抗战时期,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处于中日战争的前沿,城乡普遍遭受重创,经济萧条,社会秩序更形混乱;而且很多城镇在沦陷后,还受到日伪的经济封锁和清乡扫荡。在此期间,不少城镇却出现了短暂的畸形繁荣,与那些饱受兵燹的城镇相比,呈现了一幅异样的图景。但不管怎样,八年抗战,仍使尚未从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下恢复过来的中国,再度陷入深重的灾难,打断了地方工业化即现代化的进程,无论城乡,所蒙受的巨大创伤,主要在于经济的萧条、社会秩序的混乱、人口的损失或流失、城镇的破毁等方面,无不显现出彼时民生的苦痛。     

疆界错壤:清代"苏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

作为传统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苏南的地方行政管理,由于人多、地广、赋繁,自明代以来历经调整,到清代,在州县疆界的划定与管理方面,出现了极大的变化,而且涉及到高层政区与下层乡村社会在水利、赋役、治安等方面的切身利益问题。其中最易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地方,是当时广泛存在于城乡地区的疆界错壤,在明清两代保持了数百年,屡经政府清查改正仍无法得以真正解决。本文一方面详细分析了这种疆界上的不合理现象及其所引发的各种负面影响和危害,另一方面也指出,在清末以地方自治为主题的疆界改正工作中,上述错壤大多得以重新厘定。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