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救济之困惑与解惑——刑事被害人之刑事处分权

我国传统刑法采取的是“犯罪人——国家”二元刑事法律关系的模式,犯罪被认为是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关系的侵犯,被害人的具体利益只是这些利益的体现,被害人只是作为国家利益侵害的一种承受者而存在,在刑事案件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因此建立犯罪人——被害人——国家的三元刑事法律关系成为解决刑事被害根源性问题的关键所在。被害人利益损失的弥补方式应当有两种,一种是刑罚权之下的宽刑权;另外一种则是刑事案件中的求偿权。要想充分实现被害人的实体救济权,应当引入被害人承诺的理论以及刑事和解制度,将刑事被害的救济从抽象的地位确立转变成为具体的刑事权利。     

反思与拓展:企业刑事合规中的本体价值分析

企业刑事合规是实体与程序结合的整体,刑事合规是在刑法这一初级规则之下的,针对企业犯罪的二次法规,为企业犯罪创设了从归责到预防的规则理念的转向。刑事合规从本质上看并不完全隶属于刑事法的范畴,其研究的起点应当以法秩序的整体为基础,实现法益的单一评价向多元法益和双边法益的评价,以比例原则为限度,明确企业刑事合规的本体价值,实现法秩序整体价值的最大化。     

法学教育模式之困惑与解惑

法学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法学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困境,法学教育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育,法学教育的传统模式无论是对于法学教育的范围、教育目标以及实践教学的模式都存在相应的困惑。法学教育不应是一个固化式的教育,应当是一个多位阶、多方位的动态教学模式,采取2+2+1的方式对法学的教育模式进行改革,推行"通才专业化",对传统的教学体系的配置进行调整,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对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实践能力进行培养,实现法学教育的完整化。     

全球化背景下调解制度法律文化研究

以和谐为特征的调解方式在中国长期运用,从法理角度不乏弊端,但却日益为西方所接受和发展。调解制度与诉讼在性质、程序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区别,但调解的社会和法律效果已得到证实,除法律制度因素以外,调解中的文化因素影响不容忽视,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外向型文化与内生型文化,单一型文化与多重型文化,高权力距离指数文化与低权力距离指数文化都会对调解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对跨国文化的了解、沟通和认同都是有效调解的因素。全球化背景下,以调解制度为代表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将会复兴。     

过失犯罪中的被害人承诺效力之考察

在刑法理论中,学者都是从故意犯罪的角度对被害人承诺进行研究。在过失犯罪中,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效力的承认往往由于被害人的故意性与行为人的过失性显得更为重要,从行为人的角度去考察被害人承诺的效力是被害人承诺研究的新视野。过失犯罪中的被害人承诺的效力应当从过失犯罪中的风险概率、行为人的阻止义务、被害人承诺时对风险的知晓程度以及承诺的表达方式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以实现对过失犯罪中的被害人承诺效力的准确定位。     

刑事量刑基准之价值判断与构造

量刑基准是犯罪行为量化阶段最为重要的内容,以往的司法实践仅仅将量刑基准作为理论上探讨的问题,量刑基准本质上应当是一个微观的、动态的以及指导性的内容.应当由量刑基准数以及量刑基准数的合理配置作为其存在的形式.量刑基准数作为量刑基准的主要内容,其包含的内容呈位阶式的分布,包含一级量刑基准数和二级基准数、类罪基准数和个罪基准数,这些基准数在合理的原则配置之下,能够为我国量刑的均衡性和合理性作出相应的指导.     

我国刑事立法中的轻罪标准设置研究

轻罪界定的价值在于既完成了刑法理论对犯罪的分层化研究,也实现了司法实践领域中诉讼程序的分流。轻罪的界定必须以法益界定为基础,符合基本法益要求的行为才能被评价为轻罪,但是轻罪的完全确立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的设置。实现在轻罪在刑事立法中的明确与刑事司法中的可操作性才应当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标。     

被害人概念之整合

基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领域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价值追求,被害人这一处于两大学科根基范畴的理论尚没有形成一个明确、合理的内涵及外延。本文试图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角度出发,对两个学科的性质、价值目标等方面进行比较,同时对于和被害人理论有关的无被害人犯罪等理论为视角,对被害人理论的前提性设定以及被害人理论本体的定位和内涵进行阐述。     

转移中的罪恶——新农村建设中的犯罪原因探究

本文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于犯罪的影响进行分类研究。劳动力的转移使得社会劳动力的分配出现大幅度调整,社会人群结构比例发生变化。由于心理、社会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部分农村劳动力犯罪也出现具有类别性的特征。因此,本文同时从进城农民工及农村移民第二代、留守人群以及劳动力流入所产生的犯罪多个角度进行研究,重点分析犯罪产生的原因,以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产生的犯罪原因作出新的诠释。     

被害人承诺之刑法评价

被害人承诺成立之刑法基点在于刑法的公法性和谦抑性;被害人承诺之刑法成立条件分为基础性条件和限制性条件;被害人承诺之刑法后果因其有效性的范围不同而异,全部有效成立的被害人承诺,对行为人而言是正当化事由,当然阻却犯罪,而无效承诺中的部分无效的被害人承诺对于定罪与量刑也有着相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