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刑:《保训》文王传“中”的两个维度

清华简《保训》之"中"如果是指一种思想观念,为何上甲微能将它借来借去?如果"中"为某种实物,上甲微将"中"归还河伯之后,为何又能把它传遗子孙?学者尝试把《保训》之"中"解释为"众"或军队,可古文字中没有"中"与"众"通假的直接例证。学者将舜之"中"与上甲微之"中"内涵完全等同的做法也无法贯通《保训》文本的内在理路,《保训》文王传"中"归根结底是把国家大事托付于武王,因此对"中"不应从天文、地理、心性等角度探讨,而应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解读。舜之"中"为礼,上甲微之"中"为刑,治国时机、处理矛盾的不同决定了《保训》之"中"的不同内涵。     

史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

如何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证明古书、古史的真伪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顾颉刚难题”到“汉代改造说”、“古代文献不断重写”，层累理论不断发展，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曾子》十篇思想内涵新论

前人的研究多将<曾子>十篇作为一个整体,却很少注意到<曾子>十篇不同篇章之间存在的思想歧异.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我们把<曾子>十篇分为内、外、杂三篇,来探讨曾子的思想内涵.<曾子>十篇与郭店儒简同处孔孟之间,是先后相承的两个学术枢纽,我们把<曾子>十篇放在<论语>与郭店儒简之间,以郭店儒简为参照,反观<曾子>十篇的思想特色,以期更深刻地展现<曾子>十篇的思想内涵.     

孔孟之间仁学理论的三重建构

孔孟之道为后世所艳称,但孔子与孟子仁学却存在诸多差异。孔孟仁学突兀之处如何衔接,是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孔孟之间,仁学伦理建构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对仁字含义的多重解说;二是建构以仁为基础的德目组合;三是仁学与心性、天道之间的连接。不同德目地位升降明显,德目组合复杂多样,对仁的解说因人而异,仁学与心性论、天人观融合为一,共同构成了孔孟之间仁学发展的基本特征。     

试论汉文帝的改革

汉文帝刘恒,生于汉王(刘邦)四年(前203年),卒于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终年四十六岁。高后(吕后)八年(前180年),刘恒二十三岁即天子位。他在位二十三年期间,为扭转汉初凋敝的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调整了生产关系,发展了生产力,促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在安邦治国方面取得卓越的成效,出现了封建社会初期     

《大学》成书问题新探——兼谈朱熹怀疑《曾子》十篇真实性的内在思想根源

将《曾子》十篇、郭店儒简与《大学》比较后,可以发现《大学》内外贯通的治国理路、正心诚意的修身路径、忠恕内省的推仁方法,在《孟子》之前都已出现,因此《大学》成书晚于《孟子》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对《大学》和《曾子》十篇均持怀疑的态度,但怀疑的内容不同,朱熹怀疑《大学》,是担心《大学》文本与自己学说扞格不通之处并未完全解决,他怀疑《曾子》十篇,是疑其不伪,影响自己对《大学》圣经贤传的论定。     

现实主义的走向与当代中国文学的选择

文章认为,世界文学从现实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这是文学循着反映现实的认识论方向直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根据世界文学发展的这一规律,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选择和前途不外乎两种或者坚持文学的认识论方向,走向现代主义;或者放弃现实主义原则,转向主观表现,承接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表现自由生命。后一种前途亦有其必然性和可能性。     

《大戴礼记·曾子》分篇问题新探

学界以孝道作为曾子思想的核心,统率诸德,构建曾子的思想体系,却忽视了《曾子》十篇不同篇章之间内在的思想歧异,我们从思想核心、对待生死的态度、人生境界、道德修养内容及目标等方面分析了《曾子》十篇的内在思想矛盾,主张《曾子》十篇应划分为内外杂篇,《曾子立事》、《曾子制言》(包括上中下三篇)、《曾子疾病》五篇为内篇,《曾子大孝》、《曾子立孝》、《曾子本孝》、《曾子事父母》四篇为外篇,《曾子天圆》为杂篇。《曾子》十篇不同篇章之间内在的思想矛盾,可能是成书于不同弟子造成的。     

清华简《耆夜》考论

"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