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东林学派与无善无恶说之争

晚明是中国历史、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天崩地坼的大裂变时期,由于传统程朱理学的僵化、王学的分化,以及古学复兴的曙光、西学输入的新潮等,整个社会生活及思想观念呈一片混乱无序而又异彩纷呈的局面。其间“以朱为宗”、力倡性善的东林学派与王学末流、尤其是无善无恶说之间的论辩无疑乃是晚明思想界的一大公案,对其所由以论辩的原由、其论辩的实质等作一个梳理,乃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把握晚明社会及其思想状况的一把钥匙。     

忧患意识与儒家道德性特征的形成

道德性是传统儒学的根本特征之一,其形成与中国先民的忧患意识密不可分。要求顺天守时的大陆农业经济构成了忧患意识产生的基础,人间世的动荡失序促成了其最初的觉醒。正是在忧患意识的促动下,中国先民思维所关注的重心完成了从天道向人道的转移,这体现在儒家那里,就是其重视人自身德性修养的道德性特色的形成。     

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当代意义

作为西方现代社会内在特征的工具理性,与西方传统的理性精神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西方早期理性萌芽时期的自然社会环境确立了它最初的发展趋势,近代启蒙理性则让它重新焕发了生机。人类行为手段和最终目的的分离、生活知识和经验的数学化,这两者即是现代工具理性得以形成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其内在精神的最集中反映。这在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中都可找到其端倪。     

道与势之间──传统士人与政权的关系及其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以士人为其载体的道统和以君主为其载体的政统，二千多年来其恩怨纠结难分，作为一种异于政统而又对政统构成制约的力量，道统虽不断遭到来自政统的压制和迫害，但其精神不死，风骨永存，在艰难的时势中不断奏响一曲曲灵魂的赞歌，维护、滋养着一个民族不灭的高贵品格和精神风貌。     

论中国革命精神对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创造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引导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民族存续的精神血脉,是民族兴盛的精神资源。中国革命精神昭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体现着现代中国的要求,是激励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现代民族精神。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革命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     

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的源泉和保障

任何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都必然要与该形态社会的本质规定性相适应,这是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所在,也是其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根本所在.社会主义价值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的内在源泉;融入群众性社会生活,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的根本途径;践行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的根本保障.     

为学、议政与救世--晚明东林党人的议政之风及其治学精神

晚明东林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东林人士士人和官员合一的身份,讲学而议政的治学风格,既有着传统上的文化和精神资源,也反映着晚明时代的新气象,深刻地反映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治学、为政和救世之间的追求和立场选择.     

晚明东林党人对党争的态度及其命运分析

党争是晚明政治中的重要事件,东林党则深陷其中。虽然东林党的称谓最初来自政敌的指责和打击意图,但作为一个政治群体,东林诸君子确已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党派意识以及党派的形态,这既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现实,也是他们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的必然要求。但是虽然东林党人痛恨党争,也无意于党争,但最终却深陷党争的泥潭并为之殉命。他们的命运深刻地反映了传统士人在参政过程中的艰难和无奈。     

和合学：对世纪文化挑战的回应

和合学是面对时代呼唤和挑战所作出的学术回应。作为一种走向21世纪的思维和文化选择，它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发展，放眼于人类文化前景，转生和合人文精神，创新和合结构方式，为未来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进一步弘扬了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纪的人文大道。     

论现代工具理性形成的文化渊源及其影响

作为西方现代社会内在特征的工具理性,与西方传统的理性精神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西方早期理性萌芽时期的自然社会环境确立了它最初的发展趋势,近代启蒙理性则让它重新焕发了生机.人类行为手段和最终目的的分离、生活知识和经验的数学化,这两者即是现代工具理性得以形成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其内在精神的最集中反映.这在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中都可找到其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