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外戚幕府文学的兴起与繁荣

外戚幕府文学的兴盛以外戚的强盛为依托,以文士与外戚的和洽为基础。功勋大,受亲宠,文化素养高,这是东汉外戚发达之本,也是文士认同外戚的关键。光武帝和汉明帝抑制外戚,章帝尊宠外戚,文士和外戚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到亲附的转变。东汉章、和之世,尚文之风遍及朝野,掌权外戚礼遇文士,文士纷纷入幕,外戚幕府由此成为文士胜场。在幕主马防、窦宪器重之下,文士的建功热情和创作活力全面激活,一大批反映兵武征旅、颂扬大汉威德的作品应时而生,以其昂扬自信的时代精神和豪迈俊朗的风格独树一帜。     

论东汉文学创作地理整体格局及其变迁

东汉诗文创作大都不在文士籍贯地而在其活动地,文学创作中心基本上都在政治文化中心。东汉诗文创作长期集中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地区。汉献帝以后,诸侯纷争,文士蓬转,文学创作地理格局随之变迁,许都、邺城先后成为北方的文学创作中心,各自出现短暂文学繁荣。同时,中州士人避乱南徙,在襄阳、交趾等地汇集,数年间,当地文学创作空前活跃。东汉文学创作中心从一到多的变迁,实为当世政治格局变迁的一个缩影。     

德行决定命运:《汉书》文化精神解读

《汉书》渗透了“德行决定命运”的历史观,强调了德行对个人、家族乃至天下兴衰存亡的制约作用。这既是班固主体意识的投射,也是对两汉儒学制度化建设与崇尚道德的社会现实的必然反映,是汉代文化精神史学化的产物。     

实事求是走向通融——从《秦汉文学论丛》说到刘跃进先生的学术贡献

从<秦汉文学论丛>的阅读感受谈起,系统地分析了刘跃进先生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刘先生的研究富于学术个性和创新精神,他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注重对具体问题的整体观照,视野开阔,历史意识强烈,分析问题往往切中肯綮,从关键处深入开掘.在文学研究理念方面,他提出了"三重境界"、"两个跳出"理论,并以"实证立学,走向通融"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他的中古文学研究,始终基于一个宏大的研究构想,有着独具匠心的研究体系.     

秦汉南阳文化风气之演变

秦汉时期,南阳是一相对独立的特殊文化区。其文化风气的演变呈现出较为显著的阶段特点:秦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夸奢之风渐兴;宣元之时,召信臣守南阳,儒风渐被;刘氏起兵反莽,剽疾信谶蔚然成风;光武建国,帝乡尊显,士尚仕进;顺帝以后,帝乡衰落,士以退隐为尚。秦汉南阳文化风气的演变,既反映了南阳政治文化地位的巨大变迁,也反映了秦汉社会演进的大致轨迹。     

两汉酷吏的文化阐释

两汉酷吏既具有酷、能、傲、廉的共同特征,又在吏道观、执政方式、法律意识以及人格追求上具有各自的时代特性,这与儒学在两汉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不同密切相关。两汉酷吏对封建社会的执政理念、法律精神和史学评价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汉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与文学成就

邓禹家族是东汉世族中"可以为后世法"的文化典范。他们注重德行与文学教育,培养了矜重内敛、好尚学问而不弃武略的家风。邓禹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的文学,以严密的理性分析见长,彰显了邓氏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与韬略,对汉魏政治、经学、文史之学影响很深。     

论张衡清灵简畅的诗文风格

张衡诗文在意象布设、意境营造及声韵使用等方面,有意追求清丽、简净、灵动、谐畅的审美境界,开拓了东汉文学新境界,肇启汉魏六朝之清畅文风。张衡诗文清灵简畅风格的形成,既得益于南阳地域文化的陶冶,也受益于张衡的科学艺术思维惯式,淡静的性情也使他比较偏爱清朗灵动之美。     

汉灵帝的文艺好尚与俗文艺取士

汉灵帝偏好新奇有趣的流俗之物,在文艺方面也是如此。在帝王权势作用下,汉灵帝对俗丽文艺的爱好逐渐转化成了两大政治举措:开办鸿都门学,招收擅长奇文异艺者;诏令公卿辟举鸿都门生。汉灵帝以俗文艺取士的制度性行为冲击了传统选官制度和主流文艺观,也引导和助推了文学艺术的浅易化、大众化倾向。当然,汉灵帝对"依经立义"的雅文学传统也有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