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隋唐反审美的文学思潮

隋唐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创作的高峰时期,但在理论领域,与魏晋六朝相比较,不能不说处于低谷。理论陡然滑坡的一个主要标志在于唯儒家政治、反文学艺术、反审美的思潮的汹涌于世。至于隋唐创作在各历史阶段的发展不平衡,则主要与儒家诗教和明道、宗经、征圣的观念自中唐以来尤其成为一大批作家的文学本体论相关。隋唐反审美的文学思潮是以魏晋六朝文学的审美自觉为鹄的的。自曹丕重申汉代扬雄的观点,提出“诗赋欲丽”主张,人们即已认识到文学语言是一种审美形式;自陆机综合屈     

对话体赋与赋家的对话性生存

对话体赋是一切赋体之始祖 ,并且是后世赋之创作的主要体裁之一。然而 ,千百年来 ,在赋学研究界 ,对话体赋一直未能获得命名。作为一种体裁 ,对话体赋有相当明显的形式特征及语言特征。先秦两汉的对话文化是对话体赋赖以产生及生存的土壤。对话体赋的出现 ,也使中国文人从此有了虚拟的、文学的对话性这一崭新的生存维度     

"易中天现象"中的身分和权力

易中天现象和于丹现象在今天同时成为传媒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当媒体为这类现象成为学术大众化的成功案例而狂欢之时,学术界却引起了对经典庸俗化的担心,百家讲坛栏目所希望的多方共赢局面似乎并没有真正实现。经典接受主体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和而不同,正是和谐的真精神。本着这样的精神,刘朝谦等几位学者的声音是值得倾听的。几位学者声音中对这类现象中参与各方身分的关注,对知识分子处身情态的意义之思,对去专家化的后现代文化的质疑,对《论语》作为一个当代人的内心体验与作为经典本身两者之间的距离的阐释学测量等等,这些声音本身也许同样会引发争论,但声音所带出的问题意识显然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对待“现象”,沉思且会真正有助于推动专家和百姓的沟通,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     

汉代赋家的理性精神

汉代赋家作为赋这一文学的主体,是有其特殊性的。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比起审美自觉的文学主体来,汉代赋家作为在者,有着更多的理性的人文精神;或者说汉代赋家在赋的创作活动中,基本上表现为理性的在者。这方面,是以前的赋学研究尚未深究过的。一一般说来,汉赋创作的主体动机总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赋家的创作,往往建立在对自身权益、地望、利害等精打细算,深谋远虑的基础上,而这种急功近利的,或实用主义的汉赋创作动机体现的无非就是政治的理性精神。从理性的辞人到理性的赋家,是政治的理性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沉醉人生与艺术之美——苏轼精神一论

美酒沉醉,在古代中国,是一种独特的人生方式,是在人的心灵中沟通物、我,使社会自我返归自然本我的途径,是现实的相忘,是精神的乐园,是混合着悸惧、幻灭、怀疑与批判的瞬刻永恒的人生极乐,是文学艺术神思的飞越,是一股勃勃不平的非理性精神。当我们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苏轼,便感受到沉醉文化的巨大魅力。在《水调歌头》中,他写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序》称“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王纲解纽——论中国散文作为一种权力话语——读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的思考

通过对郭预衡先生治散文史的一个重要命题“王纲解纽”多方面的考查和展开,阐述了王纲的常态和异态与文人作家的生存维度的内在关系,分析了文人——帝王双向依附的关系,以及帝王作为散文接受主体及其影响散文流变的情形,说明了中国古代散文作为一种权力话语的性质,肯定了郭著从本土话语入思的意义与价值。     

生命脐带的缺失与新的生存时空——从曹操的生命“越轨”看建安文人之“在”

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云:“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父嵩,乞勻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这段话告诉人们:曹操出身于宦者曹腾之家,这一卑污的出身,从血统上先天地决定了曹操无法无天、野心勃勃、奸诈好乱的下流品格。陈琳的血统决定论当然是荒谬的,但陈琳的荒谬并不等于阉宦家庭的出身,对曹操的人生便全无影响;相反,曹操的实人生说明影响不仅存在,甚至是极关键、极重要的。这方面的实人生内容,首先是曹操重才甚于重德的与儒教相违的人生观与人生实践。尽管曹操是在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而步入仕途的,但那时儒文化已虚伪到“察孝廉,父别居”的地步。据裴松之引《曹瞒传》云:“太祖(曹操)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