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对历史主体性的理解：对当代中国新理性的呼唤

拓展对历史主体性的理解：对当代中国新理性的呼唤刘森林一“主体性”问题可谓国内哲学界近年来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毋庸讳言，对立的讨论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急切催促的背景下发生的。但从对历史主体性的讨论情况看，似乎讨论还过于抽象地囿于一些一般性问题上走不出去，...     

包豪斯及其意义

一、包豪斯的历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战败的余烬尚未平熄,在魏玛城出现了一所在原“撒克逊大公艺术学校”和“撒克逊大公工艺美术学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设计学院——包豪斯(Bauhaus)。学院的组织者、院长格罗庇乌斯强调建筑、美术和工艺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张建筑师、画家、雕塑家首先应该是手工艺人,正如由他拟定的《包豪斯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一切造型艺术的最终目的是完整的建筑,艺术家最崇高的职责是美化建筑,造型艺术曾是大建筑艺术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今天,它们彼此分离,相互孤立,只有通过     

主体性理论视域中的现代辩证法

如何理解辩证法,取决于如何理解哲学.如果遵从苏格拉底把哲学理解为对大众信奉意见的批判性检思和启蒙改造,那么辩证法不仅仅与言谈"实践"内在相关,而且更与政治伦理等各种形式的"实践"内在相关.现代启蒙辩证法起始于一种能自我启蒙的主体性哲学.现代主体性背景和根基、坚信主体都具有内在的自我启蒙的潜质与能力,构成了我们理解现代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现代启蒙辩证法的范围和根基等拓宽之后,辩证法随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主体性成为现代辩证法的根基,主体性的内在裂变和矛盾冲突也就构成了现代辩证法的核心之所在.这样的现代辩证法不再只是认识论、逻辑学,而更是社会理论、主体性理论和实践理论.和解、分裂、异化、外推、内化等构成了现代启蒙辩证法的主要范畴.     

"实践"解释的方法论思考:从一种主体性到另一种主体性

被过度尊崇的"实践"应该祛魅了."劳动"与"实践"的区别、实战世界的科学化都该受到反思: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以理论方式认知"实践"的"认识型实践"最需要反思.区分行动主体和解释主体.特别是行动者所处的情境,与行动者作为诠释者所理解的情境,以及作为非施动者的诠释者所理解的情境这三个不同的情境,至为关键.第二种情境的解释主体是最为合适的实践解释主体,这样的解释主体才更容易达到理论(操作)与实践(操作)的统一.与此相对应,行动主体不再被解释为实体化的纯粹自我,也不是文化叙事解释的主体,而首先是前反思的、最低限度的、第一人称形式出现的体验主体.这样的主体性与布迪厄所说左右实战行为的"习性"具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关联.     

公共生活与理性

现代化之所以比前现代社会更需要理性,首先是在科技理性能提供一种动力和手段的意义上说的。在这个意义上,科技理性在中国仍然是非常缺乏、因而需要大力提倡(而不是倡导批判)的,这无庸讳言。同时,现代化对理性的需要也因为它比以前需要更大规模、更高标准和质量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秩序的构建和有效运行需要更多的理性力量无论是就公共机构来说,还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个体来说,都是如此。其实,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政治中握有权利的个体其行为选择并不是很按理性行事,而是与市场经济中优先考虑自我利益的个体一样,把自己和自己利益集团的政…     

从"史诗"与"浪漫诗"的对接看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与改造

针对德国早期浪漫派试图以浪漫诗(浪漫化)的方式整合离散化的社会生活、遏制虚无主义的理路,马克思引入英雄史诗的维度,继承了德国早期浪漫派对问题的思考,并以新的答案或方略提升了问题及其意义.在这个方案中,区分两种不同的诗:英雄史诗与浪漫诗,构成解决问题的关键.英雄史诗的创作者是以"剩余价值"创造现代世界的劳动者.其"劳动"实践不只是现实所是的经验活动,更是既蕴含着苦楚、受难和牺牲,也蕴含着(依托起)最终的和谐、自由、普遍性与个性的实现、物性的超越、尊严与崇高价值的普遍承认与实现的漫长过程.劳动者漫长的历史创作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英雄史诗,它为"浪漫诗"奠定历史根基和创作空间.     

社会消费力

<正> 社会消费与消费力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历史唯物主义有责任揭示它的奥秘并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体系。本文旨在初步探讨社会消费力,并试图引入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任何现实的社会生产及其功能,都必须以它被社会消费为前提。如果说离开消费的生产不是现实的生产,那么,离开消费力的生产力也不是现实的生产力。马克思早就深明这一点,在当时消费相对落后的时代,他已经着手把消费和消费力纳入了对社会运行机制的说明。     

两种虚无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之间

“上帝之死”在尼采那里意味着崇高世界的坍塌、传统价值体系论证方式的无效，也意味着为具有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限制的人开辟出一个颇大的可能性空间，开始基于一切皆可能的思想实验。尼采思想的实验性质不如从事小说创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么明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实验可分为三类：不伤害他人的小心翼翼的实验、为了自己认定的善或利益而伤害人的实验、宗教大法官建构巴别塔的宏大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基于被解放的、意味着无限创造性的超能之人所做的。实验承担者的漂泊无根、价值荒芜状态，特别是“上帝死后，一切皆被允许”的逻辑，预示着价值的荒芜已从崇高价值蔓延至基本价值，标志着虚无主义已从崇高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进一步深化到基本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与尼采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虚无主义更多地与超能之人联系起来。在尼采那作为弱者工具的“上帝”与吉莱斯皮所谓没有任何限制、意味着无底线创造性的恶魔化“上帝”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基于人性善良和民族文化传统理想的“上帝”显得尤其值得关注。“人神”通过犬儒主义进一步加重了现代虚无主义，使得被虚无的价值从崇高价值进一步深化或延伸到基本价值。     

解释的递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实践”的几种模式

在社会理论意义上,以“劳动”作为“实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历史选择和基本看法。生活世界理论和生存—实践论开始意识到其中的矛盾张力,但仍致力于弥合。而认识论意义上把“实践”解释为反教条的经验累积论在中国也根深蒂固。着重强调人与人关系(而非原来的人与自然关系)并凸现自由、伦理、人文、审美等价值维度的“实践”日益受到重视。但从人人关系维度看,“实践”内含的各种张力、矛盾、复杂、多元、异质等都凸现出来,使实践智慧论和实践自悖谬论成为日益受关注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统一、知—信—行的统一开始受到反思,而实践和生存的内在反讽性或许更凸现了哲学实践观的复杂内涵,以及区分不同层次的必要性。     

二分法与马克思

二元对立模式往往在大众思维中得到广泛使用 ,在古代和近代哲学中也是如此。后现代思想家大多把二分法视为与现代性思维须臾不可分的东西 ,尽管他们也在使用某些二分法 ,但对二分法的自觉反思与拒斥的确构成了当代复杂性思维的一大特点。我在拙作《发展视域内的二分法模式 :反思与批判》〔1〕中把二分法分为强一元论式、弱一元论式和二元论式三种基本类型。沿着这一思路 ,我在本语文中探讨马克思对待二分法模式的态度 ,或者确切地说只探讨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我相信 ,这种探讨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对于如何界定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及现代哲学的关系 ,颇具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