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革命党别议

中华革命党从诞生的时候起,就颇遭时人非议。今人论及,尚多认为它只是一个“服从个人的、狭隘的革命小团体”,具有“严重的宗派性”。领导了一场伟大革命的孙中山为什么要组建一个具有“严重宗派性”的小团体?中华革命党有别于同盟会、民     

中华革命党收卷民族主义旗帜的原因及意义

一九一四年七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党纲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三民主义变成了二民主义,民族主义旗帜收卷起来了,直到一九一九年十月中国国民党成立,它才被重新展开。本文试图对此加以说明。     

“大礼之争”是非考辨

关于明嘉靖年间的“大礼之争”,史家历来鲜有定评。《明史》卷一九○责难杨廷和“未暇为世宗熟计审处,准酌情理,以求至当”;夏燮认为,天子有统无嗣,继统不可以伦序言,世宗之天下,受之武宗,既然继武宗之统,“则当祢武宗而祖孝宗”;谷应泰则持两端议:“兄称武庙,因欲并考孝宗,则孝以无孙反因得子,于义为诬;称子逼武,二统嫌孝,于理亦碍。……所疑者,考兴献则疑于无孝宗,皇兴献则疑于跻武宗。凭几弥留,奉迓入继,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仅欲召兴献而乱其统”。笔者认为,“大礼之争”,杨廷和等议礼诸臣的主张完全合乎古礼,无可厚非。下面谨——胪陈辨析。至于“礼争”的由来、影响及与皇权的关系等     

民间信仰与国家意识的耦合:武当真武崇拜在宋代的定型与独尊

自先秦以降长期流传于民间的玄武崇拜进入宋代后,因受初期重构国家意识的需要,在帝君奉行黄老之治与尊崇道教的驱动下,尤其是在真宗朝狂热隆道行为的直接助推下,真武的神格地位大幅攀升,由道教的一般性神祗一跃而为诸神中的大神。真武崇拜起初涵蕴的民间信仰功能,遂与宋廷所赋予的致治经世功能高度耦合,奉祠真武的范围由此呈现出急速扩张的态势,信众信仰的程度愈益深入。北宋中叶前后应运而生的各种道教典籍,以宋廷真武崇拜的政治隐喻为导向,又适时地附会出真武降生于武当山的说法,并在道教信奉源远流长的武当山扎根,真武自此取得在武当道教神系中的独尊地位,影响垂于后世。     

陈天华蹈海捐躯因果论

1905年12月8日,《猛回头》、《警世钟》作者陈天华为反对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于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了。这位20世纪初期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活动家,在同盟会组织甫成,革命方略待施之际以一死而慷慨报国,引起了当时的强烈社会震动。其死因后果,发人深思,大有探赜之必要。     

朱元璋对佛教的改造和利用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入中土,便遇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汉末以降,佞佛与反佛,迭出高潮。至唐代,这一斗争遍涉朝野。佛教要生存,要发展,不得不向东方儒学靠拢,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学与儒学两种文化结合的开始;两宋之际,二程朱子再创理学,援佛入儒,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对佛学的正式承认、吸收和改造。佛教的儒化,在唐宋之际,主要得力于佛门弟子和儒学士人;在明初,朱元璋则以九五之尊,凭借政权的力量,将佛教驱离空门,蒙以尘世,使其赤裸裸地为封建政治效命。从此,佛教的世俗功用大大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