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文化体系的新建设

文化新建设最重要的任务是逐步完善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我们的文化既要同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文化广泛而充分地交流，迅速吸取优秀、先进的东西，同当代世界文化向健康方向推进的新潮流息息相通，随时得到外源动力；又以中华民族内部广泛而充分的融通，不断强化内源动力，不断在新高度上发扬自己的优点，尽快形成中国现代式独特文化品格。既要博容和涵化世界和中国有史以来的文化精粹，包括古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一切文明成果；又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最着力地发展已有刍形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积累新代…     

瞿秋白的知识分子特点

从对历来知识分子复杂性的分析，批评历来误解和贬抑他们的倾向，指出人们对瞿秋白知识分子特点看法的误区。分析瞿秋白“书气气”“文人味儿”“知识分子特点”究竟怎样，指出其“多才”之外更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灵敏感应时代脉搏，心忧天下的优良传统，亦不乏雄健宏大气魄，实属亦柔亦刚，且在“质”上超越了旧文人而成了现代式知识者中的伟人。分析瞿秋白自剖中一些说法的过苛自责，指出其某些低回的情绪乃是不正常的内斗所致。论瞿秋白知识分子与当领袖的关系，指出其知识分子特点并非当领袖时发生错误的原因，倒是其当领袖的优良素质、卓越才干和风格特点都与其知识分子优点联系着。     

高峰放射和复杂矛盾——鲁迅心理历程研究之三

从写《狂人日记》起,到1922年“呐喊”告一段落,鲁迅的心理态势主要呈高峰放射特征. (一) 在文化实践理智上主要倾向于主动进攻,选取最难的问题倾注思考力和出击力.在“呐喊”阶段,鲁迅一反前一阶段那种主动性、社会责任心相对弱化的心理“滑行”状态,很少出现“不活动的沉思”状态,较少有远离新文化实践目标的、单为了认知的思想活动.在文化革新上,他的思考倾注于“思想革命”这个难题;在同外部世界关系上,是对“吃人”社会主动进攻,具体的出击目标也选取最强固之处,例如,他在“‘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的“伦常”上开刀,“尤想对于从     

从“《河殇》震荡”说到“别立新宗”

电视连续专题节目《河殇》,是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着新的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明向何处发展的选择时出现的。如何看待它的出现以及所引起的“震荡”,是一段时间以来从社会到理论文化界的热门话题。我认为《河殇》它有些观点是正确的,也是它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内面原因所在;也有些是我不愿苟同的,以为会有副作用的地方。现在     

从文化素质看思想家鲁迅

本文主要从文化素质论述鲁迅何以为思想家。鲁迅不愿你自己为思想家。一方面是因为他和那些好意思自视神圣者相反，而逃遁名份，一方面也因为“思想家”之名司列复‘作家”、“教授”等那样有容易辨识的标志，被称为“思想家”的时候，某些无聊的人就起哄。但如冯雪峰所说，“在客观上”，鲁迅当然“是一个思想家”。”’之所以当然，除了其思想的独创性内容等之外，还可以从其文化素质来看．史沫特莱说，鲁迅是他那个时代“最有精湛的文化素养的人”，具有“天才”的“各种标志”。K这并非过誉。让我们从素质考察其成为思想家之要因。真正…     

赫胥黎伦理学的自然观基础及其对早期鲁迅的影响

在外国书中,鲁迅读得最早、最熟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论》的主要内容是讲伦理学。赫胥黎的原著题为《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是一本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作者伦理观的书。鲁迅读的是严复译本。这个译本与197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直译本《进化论与伦理学》大不相同:对原著有删削,有扩充,又有译者严复的大量按语,几乎占全书篇幅的一半。按语有对原著的解说和评论,有对西方其他思想家科学家如斯宾塞等人的理论的介绍,并且在与中国某些思想、理论、社会状况作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时弊,痛     

论“历史的误会”——《多余的话》研究之三

《多余的话》长期被误解和曲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的误会”这个说法。这曾被“讨瞿”的人们为叛徒理论。而现在有的研究者则指它作为断定《多余的话》是“错误的话”的根据。认为是对革命生涯的否定,对革命的否定。还有的同志取避忌的态度,不去谈它,也不让别人谈。其实,瞿秋白用“历史的误会”这个特殊的语言形式来慨括自己搞政治、当领袖的道路,是包含     

坚持马克思主义“思路”,启示后人独立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论《多余的话》(之二)

在瞿秋白烈士的狱中遗作《多余的话》中,《我和马克思主义》是有深刻思想意义的部分之一。可是,在疯狂“讨瞿”的年代,被硬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现在,某些同志则无端地说《多余的话》是伪作,避而不谈。这两种态度和感情倾向虽不同,而无实事求是之风则一样,都不解     

青年思想家的瞿秋白是怎样产生的?

瞿秋白的“早熟”是惊人的:少年时代就考虑国家、民族、社会、人生之类大问题,就能感到“政治恶象的刺激”,做出在民初的“国庆”日写挂“国丧”灯笼的奇事;十六、七岁竟能考虑到整个“社会问题的政洽解决”;十八、九岁就有“文化救国”的抱负,思考“佛教人间化”之类较深奥的问题;二十岁就在“五四”运动中成为俄文专修馆进步学生和北京学联的领导人物,《新社会》团体的主脑,写出不少颇具哲理思想的文章;二十二、三岁就写出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那样蕴含丰富而深刻的思     

赫胥黎“生存斗争”观的复杂性及其对鲁迅的影响

赫胥黎和达尔文一佯,认为生物界充满着“紧张而不停的生存斗争”,认为只有承认生存斗争的“趋向”,人们对生物进化的自然过程的认识才能反映其“合理的相互关系”,即规律性(《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5页。下引此书,书名略为《进》,仅注页数)。恩格斯不认为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具有完全的科学性,他说:达尔文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反对一切的斗争的学院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上的竞争论以及马尔萨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