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社会结构与城市化(上)

现代工业的载体只能是城市,而非乡村。作为最大最穷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小集镇只能说是放大的村落。用一个旧式农村人的眼光看小集镇:无所不有:用一个现代城市人的眼光看小集镇:无法忍受。我国目前的问题,不是城市发展过快过多,而是城市化滞后。由于市带县以及县改市等原因,     

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基础、效率机制与演进趋势

本文把当前我国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基础分为内生性与外生性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引入合约理论,从非正规金融合约的预期收益、交易空间和治理结构等三个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的效率机制所在,并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未来的演进趋势进行了分析.     

二元社会结构的实证分析(中)

(五) 生产资料供给制度1981年11月14日陆定一就社队工业发展中的问题写信给胡耀邦说:“社队工业,国家不管,放任自流,盲目发展。技术靠上海回来的老工人,机器是工人所能弄到的上海废品,煤炭与山西以物易物,原料靠自己去到处找。所以要派出大批人员,出去走私,到处钻空子,请客送礼,大搞‘不正之风’。不搞‘不正之风’,就要关厂,农民就要失业,国家减少收入,等等。所谓‘没有活路’!社队工业,国家不管不得了,要管不知如何管法。”胡耀邦批示国家经委、农委调查。因此而搞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调查,提出了几十份调查报告。然而     

我国贫困人口标准再探讨

近几年,通过对我国10余个贫困县的考察,笔者认为:农村贫困人口标准过低,仅相当于国际贫困线确定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的1/5,相当其贫困标准的1/10;相当于我国监狱囚犯生活标准的1/4,相当于美国贫困人口标准的1/50。贫困人口难以完成在当时社会一般的、正常状况下劳动力的再生产。农村贫困人口从2亿多减少到2000多万,主要不是扶贫工作所致,而是到城镇打工。依据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抓紧调整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改进扶贫工作机制,对我国的长治久安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有利。     

超常规跨跃式增长:南宁市2004-2005年经济发展分析

本文以最新的统计数据和实地调研为基础,分析了2004-2005年南宁市经济的超常规跨越式增长。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和5个县的划入,使南宁市发展的背景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分析表明,南宁市正确的抓住并利用了这个战略机遇,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环境改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方面,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速增长。本文同时指出,我国部分企业对东盟商机尚未表现出足够的关注,这不利于南宁市的持续发展。本文强调,南宁以环境立市,以环境走向未来,永不满足的追求环境质量,应当是重要的目标。     

波士华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的比较研究

21世纪是城市群主导经济发展的世纪，城市群逐渐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然而与美国波士华城市群相比，我国京津冀城市群在空间结构已失先天优势的基础上，又凸显出城市承栽功能集中、城市发展关系不协调等问题。比较分析两大城市群特点，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获得有益的对策启示。     

新世纪南宁市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重要命题

本文就是在新的形势下 ,对南宁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相关重要命题进行了较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和思考 ,提出 :南宁城市功能定位 :国际性区域性综合大城市 ;设计各种政策和办法提高城区人口质量 ,降低所辖 7个县的人口数量 ;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产业结构演进一般规律不适合南宁市的情况。南宁市不宜把“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做为优势 ,而需战略重组 ,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对连续 3年亏损国企加大加快处置力度 ,以根本改变亏损过多利润过少的局面 ;调整招商引资思路和办法 ,继续狠抓改善投资环境。     

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若干重大问题探讨

1994年5月,在广东省花都市举行了全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经验交流会暨研讨会,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刘纯彬研究员作了主题发言,有不少独到之见,作为一家之言,本刊特予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农民工需要解决的10个突出问题

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分析了进城民工需要解决的10个突出问题建立最低工资制,8小时工作制,劳动环境和劳动保护,民工住房,民工养老保障,民工医疗,民工培训,民工子女教育,工资拖欠,进城交通成本。民工问题所以重要,是因为我国大多数农区大多数农户,其所经营的农业实际早已破产,并分析了为什么规模庞大的中国农业还能维持再生产?为什么规模庞大的中国农民还能维持生计?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决定因素——基于技术特征和资产可逆性的均衡分析

技术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进而新技术的实际应用是实现技术进步的关键一环.本文从技术特征和资产可逆性的角度,在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内,考察了企业的技术选择和新技术采用行为.分析表明,企业进入时的技术选择和进入后的新技术采用取决于不同技术的效率、固定资产及其可逆性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低效率的旧技术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高效率的新技术对经济主体而言则没有诱惑力;同时,一定的技术进步激励政策可能会由于技术采用方面的"阿弗奇一约翰逊效应"而产生与政策初始愿望相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