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好莱坞电影中的双面中国人形象

新世纪好莱坞电影中继续塑造着正面和反面两种极端的中国人形象。这两种形象，既承担着美国对“未知”中国的猎奇式想象，也负载着美国对“已知”中国的焦虑与担忧。这一双重想象的背后，是美国对自我完美性的想象性确认与捍卫。     

电影《新龙门客栈》的意识形态解读

《新龙门客栈》不单是一部类型意义上的武侠电影经典,更是一个颇具现实讽喻色彩的香港性文本。“乱世末日”的情绪氛围以及穿越乱世末日逃出生天的情节结构,隐含着明显的香港“九七”情境。男主人公以忠良部下的名义拯救忠良之后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是理想港人形象在民族大义面前自救心态的文化转喻。边疆客栈环境里一男两女的人物关系模式及其最终命运的叙述,既表征着对香港本土价值的执着守护及幻灭,也象征着对国家认同的复杂化建构。     

叙事学还有新的理论空间吗？——论叙事学的发展道路及其人学化可能

1960年代方才兴起的西方叙事学,迄今为止走过了形式叙事学和语境叙事学两个阶段或者说两种形态。但从文论发展的历史和其逻辑来看,这并未穷尽叙事学发展的全部空间。至少还存在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叙事学范式：人学叙事学。人学叙事学作为叙事学和人学的结合,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一门与形式叙事学、语境叙事学鼎足而立的独立的叙事学学科。这一学科的建立,不仅会极大地改变现有叙事学的版图,而且对文学理论在更大范围内的综合具有难得的推动作用。     

改革痛史的地方性叙事——评楚荷长篇小说《苦楝树》

楚荷的长篇小说《苦楝树》,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视角来探察国有工厂的兴衰史,企图对198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改革文学"进行历史化的超越。它避开以往改革文学仅关注工厂领导层的的叙事惯例,聚焦底层职工生活,着力表现改革过程中的人性与文化之痛,并创造性地再现和建构了以湘潭为依托的地方性知识,是新世纪以来改革文学的又一力作。     

从《第七天》看余华小说的生存叙事及其新变

与余华以往小说的生存叙事一样,《第七天》也仍然以现实生存的艰难为主题,仍然弥散着死亡、荒诞和温情的元素。但小说通过亡灵视角的设置、温情乌托邦景象的营造和现实新闻的拼贴,对死亡图景进行了再置和重新叙述,对荒诞和温情进行了重新思考,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处理。这些叙事上的新变,折射出中年过后的余华生命态度上的更为冷静平和,以及美学观念上向后现代主义的贴近和靠拢。     

中国武侠电影双序列叙事模式的形态逻辑与审美意味

中国武侠电影作为类型电影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双序列叙事模式下的两个序列,在轻重比例、形态类型以及联结方式等层面,具有多种逻辑上的可能性。不同的逻辑形态,具有不尽相同的审美意味。在具体的拍摄实践中,这些具有不同审美意味的形态逻辑,恰如各种变量,可以自由地相互组合,从而使得中国武侠电影的故事形态和审美意味拥有了无限创新的可能性。     

毛泽东文艺叙事思想述略——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

毛泽东文艺思想,尤其是《讲话》中的许多原则,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叙事文学的,甚至可看作是对叙事文学的应然性规定.毛泽东依据阶级斗争理论所提出的革命斗争故事,构成了其革命文艺故事思想的总蓝本.他有关民族形式问题、普及与提高、继承与创造的论述,在本质上则是对其民族化、民间化文艺叙述思想的阐释.也就是说,用民族化、民间化的叙述话语,讲述阶级化、斗争化的革命故事,构成了毛泽东文艺叙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解放区小说叙事的形塑——以丁玲的“转变”和赵树理的“发现”为例

1942年后的解放区小说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直接形塑的结果.这一形塑,既表现为小说界整体叙事版图的再造,更表现为具体小说文本叙事各层面如故事结构、叙述话语、意义调度上的改变.形塑过程中,也曾受到作家们某些有意无意的抵制,这些抵制最终以叙事裂缝的形式,呈现在了小说文本中.     

中国武侠电影双序列叙事模式的形态演变及其文化逻辑

中国武侠电影的故事结构史,并非其双序列叙事模式中各要素随心所欲地无规律组合,而是呈现为从古典形态到个性形态,再到现代、后现代形态的规律性演进过程。这种形态演进,与类型陌生化规律、导演个人才能有关,而在根本上受制于现实生存状态的变化,具有周期性、排他性、加速性等特点。若就其与文化环境的关系而言,中国武侠电影双序列叙事模式的形态演变史,就是一部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内地与香港主流意识形态对话的历史,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逻辑,参与和建构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     

论《白鹿原》的版本流变及其革命叙事

被誉为"民族秘史"的《白鹿原》,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三个重要版本:即初刊本、初版本和修订本.虽然它们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大文本,但不同版本对革命叙事的差异化处理,又让人不得不将之分割开来解读.初刊本以其克制性的手法,完成了宗法易变史的确立;初版本通过细节描写的完整还原,体现了家族文化史的分量;修订本则秉持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对民族正义史进行了修正与强化.因此,《白鹿原》的版本流变史实质上是革命故事的重新叙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