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旗小考

《隋书·魏澹传》，澹回：“臣以为南巢桀亡，牧野纣灭，斩以黄铖，悬首白旗”。《隋书·裴仁基传》亦谓炀帝“身弃南巢之野，首是白旗之上”。均谓南汤亡桀，周武灭纣，都曾将暴君“斩以黄铖，悬首白旗”。但考以旧史，汤之灭桀，仅将桀放逐南巢，而周武灭纣，倒全如《隋书》所言。“白旗”也叫“白旄”，在竹竿顶端饰以旄牛尾毛而成，是征战时主帅所持的帅旗，用以指挥军队进止。从现存古籍来看，周武灭纣，首先用此大旗。《尚书·牧誓》、《史记·周本纪》均谓周武率天下诸侯伐纣时，“左杖黄铖，右秉白旗以麾”。“麾”同“挥”。本纪又…     

七夕五考

七夕宗教文化现象无比繁杂而又影响甚巨,古今中外学者虽多有研究而始终不得要领。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比较全面地考证了这一宗教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为相关宗教神话、天文历法、民族迁徙、民风民俗、文学艺术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道路。作者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无比繁杂的七夕宗教文化均当源于夏人的原始宗教和天文历法。原始夏历纪日,当兼顾月亮盈亏规律和夏人宗教信仰,而将一月四分为一七、二七、三七、四七,所余时日当另作月尾,以应女人行经之期。一七、二七,月呈死而复生状,象征先妣生命力、生殖力均得复活,且有无限生命神力,故古人祭之,意在假借月神女神两种生命神力;三七、四七,月呈将死状,象征先妣生殖力、生命力均渐死去,无力可借,故古人不祭。古人“七夕”祭祀先,意在祈祷活人“长生又长生”;又有“七七”丧葬礼,则欲祈祷死者复活,“长生再长生”,佛教只是附会了中国的这一原始宗教而已。古人“七夕”祭祀先后,青年男女无论婚否均可纵情野合,暂时恢复群婚时代的自由,但已婚男女只能一年一度才可放纵,平日则被严禁越轨,这才是牛郎织女神话的本像。西王母本称“西母”,亦称“希母遮”、“西摩”、“西膜”,本是西北羌戎的“母虎工”,其神话最晚从殷代开始传入中原,并最晚在汉代     

老年内热的原因是什么

问:我母亲63岁,1997年就患有类风湿,但一直都不是很严重;在2002年患有心供血不足,现在也好多了;最近3个月表现为内热,身体不同部位发热,表现为口干、厌食、恶心、失眠、腿软无力、心情烦躁、头晕、胡思乱     

高唐神女传说之再分析

《文选》李善注及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均认为,据宋玉《高唐赋》、《神女赋》所述,楚王所幸神女本为楚人先妣。这有个乱伦问题。但是通过运用历史文献学和文化人类学资料分析古人的礼仪风俗和神话传说,可以发现,楚王幸神女这类故事,并非楚国独有的现象,而曾是血缘婚和野蛮时代末期、文明时代早期全球各地普遍存在的弑生父娶庶母野蛮礼俗的折射。不过,先民弑父娶母不是为了一般的繁殖人口,而是为了让杰出的男女有机会媾合,从而提高种群的人口质量。因此,早期先民的人口生产并非如学术界所理解的多多益善,原始宗教文艺和原始文化研究中的“两种生产”理论应作必要的修正。     

"鸟田"新证--兼考"人田"、"麋田"、"象田"

《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古籍中记载的“鸟田” ,古今学者或解为“以鸟助耕” ,这是对的 ,但不是借鸟除草灭虫捕鼠肥田 ;或解为“鸟类与农业只是物候关系” ,这是误解 ;或解为“源于鸟、狗取谷种神话 ,本指水稻、浮稻和水田” ,这也是误解。本文运用文献学、训诂学和民俗学证据 ,通过分析古代水田的耕作方式 ,进而指出 ,“鸟田”与“人田”、“麋田”、“象田”一样 ,不过是借助鸟足、人足、麋足、象足践踏淤泥 ,以“耕”其田 ,而种稻谷罢了。     

婚姻神话叙事模式考

中国远古婚姻神话虽然十分复杂 ,但其叙事模式却主要有三 :“龙配龙 ,凤配凤”模式 ;“龙配凤”模式 ;“美女配龙凤”模式。它们不仅客观记录了中国原始先民的婚姻演变史和氏族形成史、宗教观念和女子地位的演变史 ,而且也真实记录了远古诸氏族不断融合、华夏民族初步形成的历史     

诗教论

诗本指有韵律、可歌唱、可朗诵的歌词,向有庙堂草莽之分。庙堂之诗追怀先王陈迹,记录当朝得失,政教合一,抒情克制,具有熏陶君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治国功能,故五帝夏商西周春秋九代官方无不重视;草莽歌谣记录平民生活、无关治国理政、主要愉悦性情、抒情多无节制,故九代官方莫不无视。商末至清末长期实行宗法制,大部分贵族不断平民化,庙堂思想文化遂不断下移;春秋时代钢铁文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草莽思想文化水平亦有所提高。两相作用,遂使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庙堂草莽交融为“郑声”,战国时代楚国文人融合草莽歌谣创造辉煌楚辞,汉代文人模仿民间乐府创作《古诗十九首》等新经典文人诗,唐宋以后庙堂文人贩夫走卒均会作诗,诗教的治国功能和娱乐作用均受重视,在春秋至今的后九代,庙堂草莽逐步深度融合。春秋时代兼有九代后九代的特点,故兼属两个时代。后九代诗论、诗教理论长期停留在九代,与诗歌创作诗教实践脱节,故均需重新检讨。     

礼教论

礼是社会公认的集责任、权力、义务于一体的角色身份定位和全部行为规范的总称。广义的礼为全民之礼,规范全民,本质为人性,与动物本能相对而言,底线是利己不损人;狭义的礼为君子之礼,规范治国官员,本质为治国富民,与全民之礼相对而言,底线是利人利己。广义的礼学为民俗学、伦理学,狭义的礼学为治国富民之学。广义的礼教教育全民做人做事,为民俗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狭义的礼教教育官员治国富民,为国学教育。君子之礼来自全民而又高于全民,大大提高了全民的道德水平和规则意识。清末民国时期以“礼教”之名,将礼制、礼法、礼学、礼教等全部污名化,固然有解放思想、释放活力、结束帝制、创造共和的进步意义,但亦使社会行为失范。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其基本理论之一就是孔子总结的仁学礼学,仁学要求君子治国富民,礼学要求君子按公认的准则获取有限的私利,旨在社会共同富裕,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优秀之处和核心价值观所在。根据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可将中国思想文化史分为五个时期：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治国理论产生并定型的“先王之道”时期;九代后九代之交孔子师徒祖孙总结发展“先王之道”,创造“新王之道”的时期;后九代“百家争鸣”的战国子学时期;汉至清代反复解读“先秦经典”,间出己意的经学时期;清末民国要求全盘西化实未全盘西化的时期。如此分期长处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发展脉络很清晰;二是可实证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虽然千差万别,言人人殊,但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一以贯之。     

文身新说

文身应是一种开始于野蛮时代早期,而结束于文明时代的一种宗教文化现象,是原始先民成丁礼仪中的一部分.它虽有中外学术界所说的"避害"、"族徽"、"装饰"等作用,但其根本动因却十分简单:在青年男女即将繁殖后代时.以神的名义,用文身等残酷的成年礼仪,将本部族的那些病弱青年杀掉,不准他们繁殖病弱后代.从而适度控制种群规模,推动种群不断进化,确保种群长久生存.在母权制末期和父权制早期,因生产力的发展,神的地位下降,人的地位提高,为了更好地用光洁的肌肤吸引异性,女子不再文身;男子的地位越来越高,责任亦越来越大,"种"是否优良对部族干系重大,因此男子仍必须文身.进入文明时代后,青年男女成年时虽然都不再文身了,但其头饰服饰均需有明显标志,以纪念先祖,体现族属,反映传统,显示成年,这是一种"亚文身"现象,说明人类生存状况已大为改善,人种质量亦大为提高,不再需要用野蛮方式来推动人种进化了.人类的文身史,记录了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漫长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