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画禅意相通论

“诗中有画”作为王维山水诗之重要特点，其内涵值得重新探讨。王维的山水诗创作与其绘画创作，具有相同的生活基础与思想背景，都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王维的诗画相通，不是由诗画艺术技法的相互借鉴和景物描绘的一致性所造成的，而是由作者的禅宗信抑所决定的。“禅意”是王维诗画相通的核心内容。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苏轼所说王维“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之本意。     

论唐传奇的文化精神——兼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独立的文化内涵

唐代士人将信将疑、半信半疑的宗教信仰,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唐代科举制度的大力施行,使得士人从政治体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和人身的自由使他们获得了一定的个人自主性,培养了对世俗现实生活的关怀和兴趣,普通、个体的人的生活获得了独立的价值,造成了传奇现实性和世俗性的文化精神;传奇从一般史书和志怪中独立出来,获得了与欧洲近代小说相同的文学创作性质,唐传奇表现的社会生活具有广泛性,刻画的人物具有复杂性,叙事具有自觉的虚构性.     

"以文为诗"与"作诗如说话"——论宋诗传统在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中的传承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是以学习西方文学、反对古典传统的姿态出现的,其实,它也对于自身民族传统也有继承性的一面,胡适就认为五四新诗不仅继承了古代白话诗传统,而且也学习了宋诗表现现实生活这一创作精神.     

《登泰山记》与义理、考据、辞章“相济”论

成功的散文创作实践是桐城派得以成派并扩大影响的基础,对桐城派的研究不可忽视对桐城派散文本身的研究。桐城派创派理论家姚鼐的《登泰山记》名闻遐迩,但此文与姚鼐重要散文理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说之密切联系,目前学术界尚缺少准确而深刻的阐释。《登泰山记》创作于姚鼐辞官之后、南归前夕,姚鼐心头的风云激荡竟然在文中难觅踪影,这种不合常理的状况与其为文追求"雅洁"有关,其实,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山水自然、个体自由的喜爱,正是他辞官的原因之一,而这源自中古山水诗文、山水游记传统。作为宋明理学的信徒和倡导者,姚鼐自觉继承与弘扬宋代以来理学家于天地自然中感悟理趣、实现道德自我完善的传统,从而造成他刻意回避在文中表达激烈的感情而表现了淡定从容、圆融自足的心态。姚鼐将考据引入散文,貌似是表达习惯甚至有应对汉学家的策略考量,其实与他倡导"义理"的目的直接相关。《登泰山记》是桐城派散文理论与创作完美结合的杰出作品和重要例证。     

文、史互动与唐传奇的文体生成

唐传奇的出现被认为是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小说独立之标志。传奇接受此前各种文体之写作经验,最终脱胎换骨,在唐代形成具有独立性的文学文体。这种文学性的获得是在汉末魏晋以来追求文学独立性的背景上发生的,而六朝隋唐之际文、史互动正是唐传奇获得文学精神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小说”源流与唐传奇的民间口说传统--以“小说”及相关概念为考察中心

唐传奇无疑是来自于前代的文体,该文体获得娱乐精神从而性质发生转变显然有深厚的原因：一是唐代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前代“小说”之精神。先秦以来民间就存在着“小说”（说故事以求娱乐）传统,这类故事形成文字后就被收录在“小说”名录之下。唐传奇的产生过程,证明其确实继承了“小说”传统。正是“小说”娱乐精神融入叙事性的杂史、杂传以及宗教宣传,才改变了后者的文体性质,使得它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传奇”。     

“小说”源流与唐传奇的民间口说传统——以“小说”及相关概念为考察中心

唐传奇无疑是来自于前代的文体,该文体获得娱乐精神从而性质发生转变显然有深厚的原因：一是唐代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前代＂小说＂之精神。先秦以来民间就存在着＂小说＂（说故事以求娱乐）传统,这类故事形成文字后就被收录在＂小说＂名录之下。唐传奇的产生过程,证明其确实继承了＂小说＂传统。正是＂小说＂娱乐精神融入叙事性的杂史、杂传以及宗教宣传,才改变了后者的文体性质,使得它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传奇＂。     

论曹植与中古诗歌创作范式的确立

作为中古诗歌创作范式的“建安风骨”是后代论者对于建安文学精神的一种独特接受和主体建构。由于建安文学的发展呈现为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不同阶段、不同作家的情形不一, 对这一创作范式内涵的把握和阐释就必须放在特定历史进程中进行。曹植在文学史上尤其是在中古文学史上一直具有偶像的价值和意义。将曹植这一“文本”以及后代作家对他的“接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观察,就会发现,曹植尤其是他后期文化、文学活动的典范意义并非只在辞彩等形式的方面,而是标志着一种文人生存方式及文学创作范式的完全确立,从而成为中古文学发展方向的真正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