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宋史著述关于《宋史》史料之增补与纠谬

元修《宋史》的粗陋屡遗后人斥责，改撰重修者接连不断，其中以明人成绩最为显著。由于元修《宋史》利用了大量的《国史》和《实录》等第一手史料，使得该书在史料价值方面占有绝时优势。明代宋史学者对此有着清楚地认识，因而并未抛弃《宋史》史料，而是本着求实存真、广征博采的原则，对《宋史》史料扩充补遗、考辨纠谬，尤其在人物传记和南渡诸事上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使得宋史记载更趋真实、完备，亦为后人的进一步辨析准备了条件。     

明代后期宋史研究的成就与特点

明代后期统治基础动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宋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二是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三是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四是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此期问世的宋史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前期,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弥补了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的史鉴目的尤为突出,黜虚征实的思想凸显,史家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宋史研究的繁盛景象。     

传统与启蒙之间：晚明学者吕坤的理学反思与再造

晚明学者吕坤以讲求实学、重视明体达用而在思想界独树一帜。其中,他对个人的尊重以及张大个人价值的民主思想使他对正统理学予以深刻反思并得出诸多尖锐、深刻而大胆的新见。吕坤试图摆脱理学困境而再造理学意蕴,从三个重要的逻辑层面进行了思辨：一是基于浓郁的民生情怀,大胆批判专制统治;二是主张从日用常行中求道,以发展的观点指出道的不断丰富性;三是高度显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倡言人定真足胜天,在开启明清之际民主启蒙思潮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浅谈企业内部的管理沟通

沟通对于现代企业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有效的沟通会带来有效的管理,进而带来高效率的企业发展。本文根据作者在国有企业的长期工作实践,分析了企业管理沟通的现状与问题,沟通主要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措施。     

司马光学风三论

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在历史上享誉甚高,这些成就的取得均与司马光踏实严谨的治学风格,即不取《春秋》笔法、立足“参考群书”、不语神怪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明代宋史撰述兴起的学术因缘探究

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中,不论官方还是私家均注重对宋代历史的研究.明代的宋史研究始自明初,延至明末而热情不减,在同期旧史研究中,是一种突显的史学现象.探寻其学术背景,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首先,由正统观而引发的旧史重修活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色,明人为明正统而重修《宋史》；其次,明人不满元修《宋史》之芜杂讹缺,为求真求实而进行宋史研究；第三,时代思潮的演进促使明代的宋史研究,由秉承程朱道统致力于考述程朱理学世系而走向经世致用,使宋史研究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展开,迎来了宋史研究的繁盛.     

明代后期宋史研究考论

明代后期统治基础动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宋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二是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三是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四是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此期间问世的宋史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前期,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弥补了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的史鉴目的尤为突出,黜虚征实的思想突显,史家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宋史研究的繁盛景象。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大其心以尽学术流变,公其心以定予夺褒贬——读陈祖武先生《清代学术源流》

学术史的编纂在中国源远流长,自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下,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大师以开拓创新之精神将清代学术史撰述领入了一个新境界.其后,陈祖武先生从董理学案史出发,对清代学术继续深入系统地探究,以30年精勤之力结撰《清代学术源流》.是书被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3月版行问世.全书分上、中、下三编,计22章,凡52万余言.其视野宏大,脉络明晰,详略得中,考论缜密,睿识卓然,是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     

明清文化特征刍议

适应新的社会历史的变动,明清文化在沿袭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之时,也表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宋明理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带有浓厚的反传统精神和冲击封建网罗的启蒙色彩;复古思潮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蔚为风潮;“西学东渐”,形成中西文化汇合的新阶段;传统文化的专制程度日趋加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