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文书、沙里亚法与习惯:阿耳迭必勒波斯文文书中所见伊利汗国法律渊源初探

本文着重考察了德国伊朗学家赫尔曼在21世纪初公布的28件阿耳迭必勒波斯文命令文书。这些文书对于研究蒙古统治伊朗时期的民事法律惯习,特别是研究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法律具有极高价值。阿耳迭必勒命令文书中频繁出现伊利汗国时期的几种重要法律渊源,包括蒙古统治者及其代理人颁布的圣旨(yarlīgh)和命令(üge)、伊斯兰教法(sharī?a)和部分地方习惯,呈现了沙里亚法以及沙里亚法与蒙古法互动关系的许多具体细节。由于蒙古人在被征服地域在法律领域实施"各依本俗法"的"属人主义"统治原则,并未试图以蒙古法来取代穆斯林族群通行的伊斯兰教法,上述几种法律渊源在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调整方面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构成了一种彼此互补和支撑的共存格局。     

当代意识形态理论视阈下的西藏意识形态安全：新挑战与新机遇

本文从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到西藏反分裂斗争与社会经济变迁的特殊历史情境,从短时段的、个体主义的理性行为逻辑到中长时段的、集体的族群现代化经历与多民族国家民族统一及合法性建构等多个角度,探讨了西藏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中的三大重要问题,指出意识形态在有效动员社会资源、反击敌对势力所谓＂普世权利战略＂和建构现代化进程中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下的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若干新挑战与新机遇。     

论蒙古帝国及诸兀鲁思诏令末尾的诫饬语——为“不怕那甚么”更进一解

蒙元时期的蒙古文直译体诏令多见一种独特的尾句“他每不怕那甚么”(ülu˙u ayuqun mud)。广泛比较大蒙古国、元朝、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公文,可知以“惧怕”为中心词的诫饬语,在13～15世纪欧亚大陆上的诸蒙古政权中一度得到广泛应用,且衍生出多种形态。“不怕那甚么”与汉地、钦察、伊斯兰文书行政传统并无直接关系,似属大蒙古国时期开创的一种文书体式,定型于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中后期。诫饬语“不怕那甚么”还反映了早期蒙古国家在法律制度、政治文化和统治心态上的某些差异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