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释名辨正及《学而篇》校释考异

古今《论语》释名之分歧主要在“论”字上，对“论”的解释达八种之多，其中唯章太炎的“论”作“仑”说合乎历史实际。古今对《学而篇》的校勘、解释亦不乏分歧，故略作考察辨正：对“学而”章应作整体性、连贯性解释；“为仁之本与”之“仁”作“人”；“传不习乎”之“传”的本字为“专”；“贤贤易色”句意即“贤贤”“修然”；“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句意即君子忠信，不与不忠不信的人交朋友。     

以奇异“文言”——论韩愈诗文的语言特征

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教化,先秦文言之风盛行,乃至成为时尚。经汉魏六朝至唐代,此风不减。韩愈不但在诗文上成就非凡,而且在文言上亦颇有建树。在理论上,韩愈据人情喜新好异,提倡以奇异文言;在诗文创作中,韩愈戛戛独创,成功地实践了自己的文言观。     

论明代诗学的诗性化

: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诗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功利色彩较重 ,如汉代诗学的经学化、宋代诗学的理性化等 ,而从文学本身发展规律方面来研讨“诗何以为诗”尚嫌不足。明代诗学家们在继承前代诗学成果的基础上 ,从诗调、诗格、诗神、诗道等方面对“诗何以为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完成了对诗之诗性的全面把握     

诗骚与“文言”

在先秦，文言不但发生在散文领域，亦发生在诗歌领域。《诗经》中的作品均经过文言，在组句上采用复叠手法是《诗经》文言上的一大特点。《楚辞》中的作品有更鲜明的文言特征，句式上的对偶和辞藻上的求丽是《楚辞》文言上的两大特点。《诗经》、《楚辞》，尤其是后者，对吾世之文言有深远的影响。     

陶渊明在宋代被空前接受原因之探究

陶渊明在宋代被空前接受并非凭空而起 ,而是由作为享乐性文化气候之“反动”的淡泊精神、复古革新运动中产生的平民心态及高风绝尘之诗风追求、思想感情上的禅定和老大心态、诗歌审美上推尊萧散简远之趣四个主导因素促成的。     

《淮南子》的情感论

《淮南子》中情感论材料丰富,虽散布于各卷中,但可从中总结提炼出这样一个体系:情感的发生论、规约论、表现论、接受论;而且论述深入详致。这一承前启后的体系化情感论发生在汉初,而且发生在一部著作中,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但可由此管窥中国古代对情感世界的较早而又较为全面的自觉性体认,而且这对研究古代文学情感学体系也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汉代由先秦的重志轻情,一变为重情轻志,在《淮南子》这里已露端倪,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人道当情”论、“诗缘情”论在汉初就已开始酝酿了。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论语》“绘事后素”章释义考辨

＂无所与杂＂谓之素,＂不亏其神＂谓之纯,＂素以为绚兮＂是对庄姜纯素美的概括。＂绘事后素＂,典出《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之事后素功＂句,指绘画中最后施以素功（用白彩等去其渍污）,修整画迹。＂礼以节人＂,礼的作用可比于＂素功＂。＂礼后乎＂指恭慎勇直等需要礼随其后节之,以避免过或不及。＂起予＂指＂发明我意＂。     

中国古代情感本体的生成及其哲学基础

情感作为重要的人性内容,在先秦有一自觉的过程,自觉后的情感在魏晋和晚明的崇情思潮中被赋予了本体性内涵。情感上升为哲学本体,这是唯中国古代所独有的文化现象,“感之为道”的哲学认识为情感本体的生成提供了哲学基础。李泽厚先生曾据传统文化提出情感本体,来弥补工具本体的缺陷,可惜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实,情感本体的产生像工具本体一样,是植根于特定文化土壤中的,并非个人号召而起的文化行为。     

钱钟书与《管锥编》

钱钟书虽然学贯中西，但在治学上他所钟情的还是中国传统的路径，《管锥编》最能体现这一点。中国古代治学重随时心得，故各种形式的治学札记盛行；但随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写读书札记的这一传统治学模式淡出了，渐代之以格式化著述。《管锥编》是钱钟书读书心得之结集，仍以札记体成书，显然没有迎合时代性著述风气，而是选择了传统的治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