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红利、制度资本与收入倍增

十八大以来,收入倍增成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以此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收入倍增需要分析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以及怎样设计收入倍增的制度构建与制度安排.基于收入倍增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我刊特组织“收入分配与收入倍增专题研究”,本期专题邀请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刘世定教授、周阳敏副教授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些许借鉴,也期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经济新常态与社会新红利:制度红利的创造与分享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他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一代领导集体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更是对未来中长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前瞻性规划。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一文中,更加详细地阐明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诸多要点。我们认为,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向新的思维、新的方向转型,这其中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我们去发现,新的经济发展红利需要我们去梳理,新的发展特征需要我们去总结。总之,经济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必然要求我们从经济发展的各个角度、各个领域来进行解读和阐释。鉴于经济新常态对整个经济社会的重要意义,我刊特开设《中国经济新常态研究》专栏,邀请学界专家学者对经济新常态涉及的不同内容进行总结与理论阐释。我们期望通过专栏的开设,为研究经济新常态特征提供一个学术阵地,从而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也期望广大专家学者就经济新常态的相关研究不吝赐稿。     

中国特大型国有企业风险管理特色之实证研究

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中国特色的风险管理具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风险管理的多重目标,既要求实现经济功能,又要求实现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第二,风险管理顶层设计的政治控制经济的整体框架,既有政府部门,如国资委、发改委等的监管,也有党的部门,如中组部、中纪委等的监管;第三,风险管理运行机制具有表面化、肤浅化的双向影响的特征;第四,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具有党政一体的特征。     

企业集团双级预警管理初探

论述了企业集团预警管理的重要意义 ,并就企业集团内部识错、防错、辨错、纠错的“自组织”机制方法 ,介绍了企业集团双级预警管理的基本思想、基本原理、基本模型以及企业集团双级预警管理的指标体系 ,构建了企业集团预警管理的信号系统、预警管理组织机制 ,对企业集团的安全、有效运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印度包容性税收改革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包容性税收改革是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国家包容性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印度率先建立了“包容性税收”体制后,其在平衡地区差距、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既有效应对了全球经济危机,还促使印度经济飞速发展(近几年GDP增长率都高达9％),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中印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包容性税收改革经验对完善中国税制、平衡地区差距与收入差距、促进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中国股票市场的理性时代

2000 年3月23日,国家 发布了公司上市的新规定,即不再对公司上市的数量进行配额,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允许符合条件的公司无限量的上市。这犹如一个惊雷,开辟了股票市场的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的股票市场从此进入了理性的新阶段,也给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 中国股票市场的反思 中国股票市场从1984年在飞乐电声总厂的门房里,静悄悄地发行“飞乐音响”的股票开始,到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至今（截止今年二月底）已经增加到九百九十五只,是中国企业改革的胜利,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然而细看中国的资本…     

现代企业的后家族管理

通过对我国现代企业的家族式管理的调查分析 ,指出家族管理的产生与发展的内部原因是出于投资主体的家族性、监督成本和代理成本的经济性以及管理操作的方便性 ;而外部原因是在我国法律不健全且存在大量的有法不依和执法不公的情况下而兑现管理监督的有效性。最终得出后家族管理是现代企业的新型模式的结论。     

现代企业后家族管理的基础理论模型研究

在两个最基本的公理性理论假设下,给出了四个基本命题和两个定理,并进行了严格的逻辑证明,继而建立了现代企业的后家族管理的基础性理论模型.通过对现代管理和后家族管理的分析,指出后家族管理是现代管理手段嫁接于家族企业内部的管理模式,并对企业人力资源系统的重新分析和设置而构造了新型的管理系统.     

“十二五”期间我国收入调整机制变革研究——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成为"十二五"期间的主要建设内容,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宏观上的收入分配不平衡:中央财政增长速度高于地方财政,而且大大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居民收入财产性收入比例过低,而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显著拉大,垄断性行业与新兴行业收入严重偏高;政府支出结构严重失衡,政府预算约束越来越"软化";教育支出结构严重失衡,而教育经费来源也非常单一;社会保障严重不足,结构严重失衡。为此,既要改变宏观性收入分配,又要改变微观性收入分配;既要改革首次收入分配,还要改善再次收入分配等;特别是应该增强资产的法律化、市场化、资本化和证券化,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并建构低收入群体的自我创新机制,释放低收入群体的企业家本能,建立低收入群体自我机会创造的制度性框架。     

名家学术访谈:收入增长与包容性发展

周阳敏:尊敬的史老师:您好!您认为中国应壮大和稳定中产阶级来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然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虚无概念,与国际社会定义的中产阶级相去甚远,但问题是,其他国家稳定中产阶级可以从选举中获得大数定理所给定的选票优势,而在中国却没有这个内在机制,那么如何壮大和稳定中产阶级?其内在动力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