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长变形与时序变形--谈《霍桑探案》的叙述时间

《霍桑探案》的广泛流传与其自身的叙事艺术相关,其中的时长变形既有对传统缩写开场的继承,也有将传统缩写开场与场景开场结合的部分,还有的采用纯粹的场景开场方式;其时序变形包括倒叙与预叙,尤其是其"超越式倒叙",通过打乱底本时间,使人们更感到时间的相续性和其中包含的因果链,小说的预叙主要采用了预言楔子、预言式预叙和短语标记式预叙三种方式。     

流动美 清灵美 格局美——郑珍山水风物诗艺术特色

郑珍山水风物诗充满着流动美、清灵美、格局美,并最终归之为自然之美和浑然天成之美。原因在于郑珍的“真”性情及诗人的读书、学瞻和养气。     

孙了红侦探小说面面观——兼与程小青小说比较

在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文坛上,孙了红开创了反侦探小说的新领域。孙了红侦探小说的叙事节奏张弛有度、叙事时间与角度丰富灵活;他塑造的鲁平亦正亦邪、亦盗亦侠,既是文明的君子又是玩世的浪子;小说语言呈现出严肃冷静的批判与戏谑式的冷嘲热讽相结合的风格;其作品背景的选择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国社会现实及作者本人的价值观念。     

读杜小得

杜诗的“化腐朽为神奇”、“语不惊人死不休” ,究其原因乃源于诗人作诗之初态度上的真。正因杜甫能够设身处地、极切极真地去感受外物 ,其诗作才会超拔于他人之上。杜诗构造布局灵动多变 ,其诗形式与内容能各尽其美而又结合紧密。原因如王夫之所言“意犹帅也 ,无帅之兵 ,谓之乌合” ,杜诗能以“意”统摄全篇 ,并决定结构的起呈转合 ,灵动多变。     

小说“公案”与“侦探”——兼谈“侦探小说”的界定

从调查者与调查行为两要素来看,"公案"与"侦探"两种小说是有很大区别的。公案小说彰显调查者的忠孝伦理,侦探小说凸显调查者的科学智慧;公案小说注重断案的结果,侦探小说关注破案的过程;公案小说主观臆断、人神兼判的成分多,侦探小说则全凭客观审慎、科学实证之手段。侦探小说是以案件的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领域的小说,强调的是破案人侦破推理犯罪事实的过程,破案人崇尚的是科学精神、法律意识及逻辑推理、实证主义等侦探方法和手段。     

试论《牡丹赋》与《牡丹亭》中牡丹形象的文化意蕴

舒元舆《牡丹赋》中的牡丹形象并不具备典型的中唐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至多是对中唐社会做局部短暂的描摹,舒赋的牡丹形象呈现更多的是舒元舆个人的风云际会以及作者大和年间的创作心态。汤显祖《牡丹亭》中的牡丹形象呈现动态发展的特点,牡丹形象的生成既源于明中后期两种文化思潮的撕扯,也是汤显祖个体思想文化的塑成,传达出汤显祖对自由精神的清醒体认和终极追求。《牡丹亭》颇有争议的《圆驾》一出则是汤显祖以"含泪的微笑"的艺术形式,完成了一位情理难谐的洞见者对一位现实社会的接受者的塑造。     

略论丘逢甲诗歌的悲剧美

丘逢甲是近代台湾杰出的爱国诗人 ,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其生不逢时、报国无门的巨大悲痛发生的激烈碰撞 ,产生了其诗歌的悲剧思想美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形成了他苍凉悲慨、凌厉雄迈的悲剧意象美     

不容忽略的情节建构——谈《霍桑探案》的叙事艺术

《霍桑探案》以情节作为创作的中心,既是对传统小说技法的继承也是对前代文学创作手法的逆转;与同类题材作品相比,程小青在师法《福尔摩斯探案》的基础上使《霍桑探案》具有自己的情节创作模式,其作品试图超越但又难以突破;与同时代的其它题材作品相比,《霍桑探案》的价值又是不能忽略的。     

“温柔敦厚”与“风雅正变”——清初遗民对传统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温柔敦厚”诗学生成于“华夷之辨”思想张力尚未完全形成的春秋末期。《诗三百》“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变风变雅”存焉。对于“温柔敦厚”诗学，后世倡导者有之，突破者有之。明清易代，中原板荡，华夷易处，遗民直面传统诗学，主张风雅正变系乎时，认为“愤而不失其正，固无妨于温柔敦厚”,从诗学理论与诗文创作两个维度实践“变风变雅”之音，实现对“温柔敦厚”诗学的接受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