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关于气化思想研究

本文从关于太极、道、神、天等概念的分析得出其皆须在阴阳二气层面上来说,即都指阴阳健顺之德,由此指出船山气化思想其关注点并非是在于揭示万物如何产生这样一宇宙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是在于解释万事万物之"各循其道"之根据问题,此根据即是阴阳健顺之德.     

船山关于“三代之治”问题的思考

与前辈学者论三代之治相比,船山认为三代之治是须分层次而言的。三代之治是包括先王之德与先王之道法两个层面的内容。后世首要效法的应是先王之德。同时船山又分先王之道法为政教两面。认为后世不能效法三代礼乐文章之教乃是可悲之事。于政如封建、井田等制度设计,基于“政,人治之小者”观念,船山认为后世无须照抄照搬。但同时船山认为后世之...     

心学批判的有效性及其限度——以王船山的心学批判为例

与陆王心学的兴起演进相伴而生的便是心学批判史的展开,而王船山即此心学批判史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首先,基于心性之辨,批评陆王“心即理”说,克服心学“主体性形上学”,在超越与内在之间保持均衡;其次,承继朱子“格物始教”,并积极回应阳明之问,批评陆王“第一义工夫”;最后,对心学之社会政治风气影响的批判显然属“外在批判”,但针对李贽、陶望龄等对当时文风影响的批判,却也言之成理。可见,船山的心学批判有其思想效力,但亦有其限度,与陆王心学共享“仁义固有”,这决定其在人性的看法上仍属于广义道学,且其“外在批判”存在苛评。     

试论阳明“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

阳明学与朱子学无疑是有巨大差别的,但是阳明也明确说过"吾之心与晦暗之心未尝异"这样的话。本文试图从围绕阳明选编《朱子晚年定论》的是是非非以及两人在"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上的认识,来论述阳明这句话的所指,以此阐明阳明学与朱子学除了相异的面向以外其思想观念一致的某些方面。     

船山对“格物始教”问题的思考

在《大学》修身功夫的次第问题上,船山针对阳明对朱子"格物始教"说的批评,认同朱子的观念,批评阳明的功夫论观念为"离物索知"。同时,船山又通过对《大学》格致功夫与诚正功夫相互界定关系的诠释,认为格致诚正四者俱为"入德之门"而不可偏废,藉此来转变朱子"格物始教"说理论上可能的偏颇。     

船山对言论问题的思考

继承孔孟对“处士横议”之批判，并基于其严格的精英意识，船山对流俗之是非、私智私意提出严厉批判。认为国家应该“止辩言而行实政”，认同谏官专职之举措，主张废止上书言事。反对朋党之争，对士人意气陋习大为批评，认为国家应该重“老成慎重之士”，不奖励朋党之争。     

试论船山《四书》诠释中“反内在化”思想——以船山《孟子》诠释为中心

虽说内圣外王是程朱理学乃至陆王心学的整体追求,但程朱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确是偏重心性内圣之学,在工夫论上更是偏重简易工夫。船山作为宋明道学的批判反思者,对于这种偏病有深刻的认知和修正。本文即以船山《孟子》诠释为例,通过船山对朱子及其后学和陆王心学偏病的批判,揭示船山《孟子》诠释的政治哲学取向和工夫论上的"学修"内外兼顾立场。     

试论船山《大学》诠释的义理新路向

船山把明德新民定位在君德、化民成俗的关系来阐发《大学》一书义理,即认为新民必本于"已明之君德",除此之外化民成俗还必须有齐治平功夫。因此船山对《大学》全书的诠释就具有明显的政治哲学意味。     

船山论“情”

"情"无疑是宋明道学的一个主要论题,作为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儒者,船山关于"情"的思考并不意味"情"具有任何本体论意义上的含义,船山论"情"绝不如李贽等"左派王学"那样"以情识为心体"来正面肯定、抬高情欲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与其说船山属于或者接近于所谓的情欲解放的启蒙思想,毋宁说他更接近一种严格的道德理性主义。与此同时,他并不主张灭情,而是认为人之所以能够行善,情感的积极和正当的作用与功效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说,船山论"情"蕴含着相较于其他理学家而言更为复杂、多重的义理内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