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谥法行用考——以周王及鲁、齐等八诸侯国之国君为考察中心

谥法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礼法制度,至春秋时期逐渐制度化.周天子及诸侯国君所上谥号有美谥、恶谥与平谥等三种类型,且以一字为常.尽管谥号“累生时之行而谥之”,但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谥法行用仍大量名不符实,所上谥号美化色彩浓厚,且符合程度诸侯国间并不均等,鲁、晋较高,而楚、齐、郑较低.究其原因,既有规定不严格、各国标准不同等因素,又有着个人感情偏向,后继者有意地隐恶溢美,或人为抹黑而故意给予恶谥.     

清代前期甘肃的农业开发及其历史反思

明末清初，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甘肃地广旷人稀，满目疮痰，农业经济极度萧条。随着中央政权的巩固以及镇压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叛乱分裂活动，使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社会出现了安定的统一局面。在此基础上，统治者劝农桑、修水利、兴屯田、薄赋税，使甘肃的农业经济在清代前期得到了巨大开发。文章拟对这一开发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对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启迪进行初步探讨。     

《山左金石志》纂修考

《山左金石志》虽题为毕沅、阮元同撰,实乃阮元及其幕友所修.《山左金石志》资料丰富,阮元及其幕友的搜访、毕沅的收藏、金石同好间的交流、山东地方官民的提供以及对已有文献的援引等,都是其重要来源.《山左金石志》始纂于乾隆五十九年,次年初成,嘉庆二年刊刻.     

从碑刻看张掖明清时期的佛教

碑刻是先人留下的一种珍贵资料，它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详实地记载了社会历史的变迁。碑刻的内容大都真实可靠，正如宋代著名的金石大家赵明诚所论：“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无疑”，“可以证讹谬，有功于后学。”因此，碑刻不仅可以校史书之谬，还可以补史书之不足。张掖碑刻资料丰富，其中，有关佛教的碑刻数量众多，     

论中国古代法律教育体制

中国古代的法律教育是中华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主刑辅"的儒家思想占正统地位的封建社会,它塑造了传统法律的精神,支持着中华法系的延续。中国古代法律教育体制无论在教育途径、方式,还是在教育内容、目的方面,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     

孔融父兄考:以碑刻为主要依据——兼对史志记载讹误的订正

孔融在东汉末年的文坛与政坛上颇具影响,一直受到文学界与史学界的关注,了解其家世背景,考证其父兄史事,是孔融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主要依据现存于曲阜的数通碑刻,对孔融父兄(孔宙、孔彪、孔褒与孔谦)进行考证;同时,对史志中相关记载的讹误予以订正。     

西汉王国相考论

西汉王朝的政治体制是郡、国并行制,即郡县制与王国分封制并存,郡县直属西汉王朝,王国则为封王管辖的地区。王国建有一套独立的职官体系,其中相是最主要的职官之一。王国相的设置、地位变迁、职权、任命以及与诸侯王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中央集权的强化。     

从碑刻看张掖明清时期的民间信仰

在中国寺庙宫观的香火背后，在聚礼共拜的清真寺和敲响祈祷钟声的教堂之外，还有一个分布在全国各地数以亿计的民间信仰群体。这个庞大的多民族群体中的普通民众，分别以家族、宗亲、村寨乡里为根基，世代传承着他们的信仰观念、信仰习俗，度过他们异常纷繁复杂的信仰生活。复杂多样的民间信仰的存在和发展，是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来民间文化空前繁荣的组成部分，它们实际上是宋代以来民间文化高潮的延续。这里所谓的民间信仰，指的是普通老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包括围绕这些信仰而建立的各种各样的仪式活动，它往往没有组织系统、教义、教规，既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曲阜碑刻看历史上的尊孔活动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被奉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对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因此故，历代统治者对孔子尊崇备至，尊儒、崇圣、祭孔活动愈演愈烈，这充分体现在曲阜的碑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