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民办教育的营利模式——一个现代商行为的法律规制视角

我国民办教育能否名正言顺地投资营利,法律上一直未有明确,给其进一步发展带来障碍。本文在对西方私立学校营利与非营利分类规制的立法经验考察后提出,立足国情,民办教育也应分类管理,将营利性民办教育纳入商行为法律调整范畴,颇为必要和可行。同时,本文提出了相应修法建议:如应突破《教育法》第25条,明文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适用有关公司法规定,细化投资回报、加强审计监督、成立民间评估组织等。     

实践型法律教育的思考——“法本取消论”的辨驳与瞻思

"法本取消论"一度讨论热烈,使我们不能不重思我国法本教育的困境与出路问题。本文在阐述"法本取消论"不可行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化实践型法律教育改革的对策:首先应彻底理顺办学体制,使大学法律教育与司法考试相衔接;以辩证理念为指引,树立实践型人才培养目标;构造服务于实践型法律人才培养的综合化课程体系,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教育方式融会贯通,以切实提升学生法务能力,为社会所用。     

中国入世与证券监管的理念创新及制度应对

加入WTO ,对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而言 ,意味着驶入了国际证券市场的快速直通道 ,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更加复杂 ,证券交易品种、方式更加多样 ,证券市场更加多层次化 ,这些都对未来的证券市场的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国际化证券市场的创新需要证券监管的理念创新 ,证券立法上的制度创新     

保理合同的法律适用及完善路径——以现代商法思维运用为视角

在界定现代商法思维基础上,对保理合同的金融商事属性作了辨识分析,并结合《民法典》保理合同的制度创新及实施问题,提出中国特色民商合一体例下应尊重保理业特殊规范性,运用现代商法思维予以解释论和立法论路径的进阶完善：针对保理合同适用主体、票据债权可否为保理标的、“将有债权”认定标准、保理融资利息/服务费等提出了商法解释论路径的解决之道;针对无保理商资质要求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提出通过典外立法（特别商事单行条例）对保理商的金融主体属性、业务监管予以立法跟进,促其有良法可依,以更好防控风险、合规运作、稳定交易预期。     

公司清算与司法介入

公司作为法律上拟制的具有商事主体资格的法人，与自然人一样有它的“生老病死”。但公司的“生老病死”与自然人不同。公司在达到经营目的后，或因其它原因被解散后，须经清算程序终止公司法人的商事主体资格。也就是说，公司在“死亡”之前，必须按清算程序对其“后事”做出安排，才允许其“死亡”。由于一旦公司作为法人资格被终止，     

理工科大学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探究

针对法学教育热潮中理工科大学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方兴未艾的态势 ,探讨了其发展的时代必然性和挑战性 ,分析了中外办学的几种主要模式 ,指出了理工科大学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需进一步完善的应有对策、措施 :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和人文社科素质教育 ,坚持四年制的本科法律教育为主阵地 ,塑造侧重内涵型的复合型法律人才 ,以质量求生存。第二、实现“商—法”、“电—法”、“工—法”等跨专业联合办学 ,创办“3 +2”等模式 ,使培养交叉学科型的复合型法律人才有质的飞跃 ,以特色求发展。第三、要敢于走出自我 ,不断拓宽学术合作联合办学的渠道 ,拓建侧重外向型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以品牌求效应。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分工思想

关于社会分工,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有着精辟的论述和丰富的思想,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体系中,还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范畴,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乃至专门探讨,本文拟循着马克思恩格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原则,联系“人的发展”等问题,对社会分工问题予以分析和探讨。     

关于广州农村城市化特色、问题及对策的思考

本文立足于广州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大背景,探讨了广州农村城市化的运行机制和主要 动力以及人口城市化的特色,并指出了城市化在资源、人口、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本 文提出未来发展的对策：（１）做活“农工”两个眼,下好“城乡一体化”这盘棋;（２）加强社区规划,依 法管理;（３）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等等。     

从“云南三村”看费孝通社区研究与本土方法论的贡献

从“云南三村”看费孝通社区研究与本土方法论的贡献官欣荣１９３８年费孝通英伦留学归国，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国华北、华东以及华南大片土地相继沦陷，京、津、沪、德等地高校陆续内迁，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师生及一批社会学者颠沛流离，偏居西南，一时西南成了战时我...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是一个重要和现实的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实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此过程中不管是政府、城市市民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员,都需要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