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制汉语法律新名词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以清末民初若干法律辞书收录的词条为例

近代中文法律新名词多从日语翻译而来,且大多直接借用和制汉语的书写形式,其辗转形成的轨迹是西方法律词语的跨语际实践过程。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的法律辞书编纂之于现代汉语法律译名的形成及变迁的意义在于,作为时代语言的记录者,它们在内容上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法律辞书是法律译名在现代法学话语体系中获得合法性的证据或证明。研究近代史上法律辞书编纂、法律译名的中国化及新旧法律名词之间的冲突问题,对消解今日辞书中法律译名的不统一和失范问题,仍具借鉴价值。     

法学名词“令状”释义与翻译考辨

中文“令状”是一则外来语。令状在不同的国家，有着迥异的叫法。普通法上的令状与罗马法上的令状相类似，但并不同一。令状类似于手令（授权状），但并不是手令（授权状）。令状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并不相同。本文旨在正本清源，对令状的含义与翻译进行考证。     

《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与世界秩序的形成

1494年西葡两国订立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给世界秩序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托德西利亚斯子午线的划定标志着两大帝国塑造世界新秩序的肇始。作为“规治大地的法”,该条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全球土地进行整体划界和安排的尝试。作为“规治大海的法”,其为海洋法及海洋秩序的构建,特别是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害通过权”等国际法规则的确立提供了先例与思想基础。被殖民国家工具化的“文明论”“半球”和“界线”等统辖人心的意识形态及帝国话语实践,为西葡两大海权帝国的崛起铺就了道路。在全球史视野下对《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与地球规治、海洋规治、文明论等关乎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确立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进行再审视,有助于厘清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重大历史事件的脉络与动因,探寻当今国际法的思想渊源与早期实践,揭示殖民帝国的话语政治及其参与构建世界秩序的历史。     

汉译法律术语的渊源、差异与融合——以大陆及台港澳“四大法域”的立法术语为主要考察对象

在大陆法域、台湾法域、香港法域及澳门法域内,法律职业共同体所使用的汉译法律术语主要源于日语、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俄语及葡萄牙语等语种.四大法域的现行汉译法律术语之间存在着差异甚至冲突,但随着各法域译名规范化工作的开展,它们呈现出互相影响和融合的趋势.     

法律翻译研究的视角与思路——对法律翻译若干重要方面的梳理和理性评价

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可从几个主要方面深入展开:一是法律翻译者的主体地位研究。法律翻译者在翻译中呈现出从隐形到显形,从受操纵者到操纵者的转向。二是法律译入语对汉语的影响。法律译入语呈现出克里奥耳化趋势。三是法律专有名词的翻译。法律翻译中的人名、地名及官职的翻译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需要规范。四是法律术语的翻译。翻译中的陷阱和伪友现象需要避免。五是法律翻译史的梳理。法律翻译的价值在于促进了中国法制近代化历程,并推动了法律语言和译学的发展。     

环境犯罪的分级惩罚模型构想

在美国和欧洲,大多数环境刑事立法都着重规定了对违反行政规则行为的惩罚.许多立法不以"对环境的实际损害或损害威胁"为犯罪要件,故它们在维护了行政利益的同时忽视了环境利益.为弥补这种不足,本文详细分析了环境犯罪的四种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分级惩罚模型,将四种模型与其相应的刑罚按照严重程度进行一定次序的排列.     

试论亨利二世的法律改革

英王亨利二世在其在位期间(1154-1189年)实行了著名的法律改革.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国法在以后若干世纪里的命运.英国的全部法律,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从此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亨利二世在实施法律方面推出的几项举措以及他为实现中央集权而采取的四大行动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这种转变.     

日本新陪审制——在保留大陆法系司法传统的框架内赋权公众

2009年5月,日本颁布《裁判员法》,正式恢复了陪审制,即混合陪审制(参审制)。本文对日本司法制度的历史沿革作了细致梳理,介绍了达马斯卡的分级设想与协调设想,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陪审制改革的缘起、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法律基础和新陪审制的功能,进而剖析了日本公民社会和民众心理。新陪审制的出台是陪审员代表的民众力量和职业法官代表的精英群体相互博弈的结果。     

笔尖上的战争：《望厦条约》订立前顾圣与程矞采间照会交涉研究

美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于1844年2月抵达澳门后，公使大臣顾圣旋即提出北上赴京向中国皇帝面呈国书和订立和约的请求。面对美方的乘人之危和非正义之举，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遵谕旨通过外交照会尽力与美使周旋，以阻止美国使团北上。往来于顾程间的25件照会冲突不断，极具戏剧性，特别是程矞采在照复中无由头地提到美国兵船赴小吕宋一事,招致顾圣使团的不信任，而程对《南京条约》文本的大幅改动，大概是顾圣在中美新订条约后将《望厦条约》从中文回译为英文、将每条条文的汉字字数记录在案并将此作为预防中国人私改条约之措施的主要原因。此外，顾圣使团译者对“约计三月内”一语的翻译，也给双方交涉带来了严重后果，险些使双方交涉决裂。利用文本比较与翻译史研究方法来梳理这一时期两国间的折冲樽俎，有助于客观书写近代中美外交关系史的第一页。     

一项关于近代“宪法”概念史的研究——以清末民初的若干法律辞书为考察视角

清末民初的法律辞书编纂与近代西方法学词语的引进及发展互为促进,二者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关系.考证“宪法”一词的翻译史与概念史,有助于揭示近代法律词语的生成与演化规律.清末民初的法律辞书作为近代法律语言的记录者,可真实客观地反映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是研究近代法律词语形成、翻译与传播的理想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