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解读——兼论“当代诗歌”副文本研究的多维向度

郭小川20世纪50-60年代的情书与情诗,既存在相似性或变异性,又存在内在的互补性或差异性.对其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分析,可以有效观察“当代诗歌”正副文本之间内在的复杂关联,拓宽诗歌“正文本”的阐释空间.由此出发,可以从副文本资料的分类梳理、价值重估与问题探究等多重维度入手,反思“当代诗歌”演进进程中的独异现象与复杂问题,推动“当代诗歌”研究在新的向度上再出发.     

“当代”诗歌生产与消费中的“倡懂”现象

20世纪中国"当代"诗歌的生产与消费中,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倡懂"潮流,"懂"不仅是"当代"诗歌生产的重要标尺,也是"当代"读者一种强烈的阅读期待。这种潮流的生成与壮大,一方面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当代诗歌理想范式的建构紧密相关,同时还与国家权力主体实施诗歌意识形态属性监控密不可分。"倡懂"现象的普泛化给"当代"诗歌发展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     

“可听”文本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以“十七年”朗诵诗与诗朗诵为中心

在政治与文化相互胶合的时代语境中,"十七年"朗诵诗生产、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系列独异现象。在建构一种"大众化"的"可听性"诗歌文本总体目标的规导下,人们从诗歌本质特征、诗体建设、诗歌传播和诗歌接受等维度,对朗诵诗和诗朗诵进行深入探究和大胆尝试。"可听性"诗歌文本生产与传播,一方面有力地推动"十七年"诗歌"大众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使诗歌的思想、情感和语言被不断"化约",诗歌文本"厚度"降低和形象受损,朗诵诗最终难以壮大为当代诗歌的发展主流。     

“趣味”的角逐——论“十七年”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及危机

在“十七年”诗歌的成长过程中,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实施自我革新和国家权力主体再造“新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新的美学风格生成与建构的重要方略。当代诗坛的主持者们通过趣味的“区隔化”、阶级指认和合法趣味的再生产等方式,根治了知识分子（诗人）的“审美偏执”和“审美惯性”,促使当代诗人审美趣味“工农化”并最终走向权力化。由于这种不断“权力化”的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授予性,不但造成当代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异与失衡,而且随着语境的变迁“工农兵”趣味也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文化翻身”的可能及限度——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工农创作”现象研究

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工农”诗人的“文化翻身”,既有“真实”的一面,又有“虚幻”的一面;既是一种“解放”,又不是真正的“解放”;既存在“翻身”的“可能”,又是有“限度”的“翻身”。“工农”诗人经历了“无权说”到“有权说”,从“无法说”到“学会说”,从“不敢说”到“大胆说”的“文化翻身”的过程。而“新民歌”的生产方式、创作主体对“解放”的短视以及意识形态的伦理诉求,则是规限“工农”实现真正“文化翻身”的显性或隐蔽因素。     

《人民诗歌》与建国初期诗刊“人民话语”的建构

《人民诗歌》是1950至1951年间中国南方最有影响的诗刊，刊物的“把关人”和诗歌工作者通过“人民话语”空间构筑、话语体系的创制和话语资源的创化整合，有序稳步地构建了诗刊的“人民话语”系统，为20世纪50至60年代政治与文化相互叠合的文学传播语境里创办诗刊累积了较为丰富的办刊经验，体现了建国初期“新的人民的诗歌”生成与发展过程中，诗刊编辑们搭建当代诗歌“人民话语”的传播平台，融入与引领当代诗歌潮流的精诚探索和不竭努力。     

焦虑的意义——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态构成与诗歌理念转变之关系

“焦虑”是郭小川建国后重要的心态要素和精神症候,诗人的焦虑心态和诗歌理念转变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确立诗人身份的焦虑促使其诗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自觉,诗歌成为主体复杂灵魂实现独特传达的艺术;双重身份的焦虑使他产生精神危机,诗歌成为主体缓释身份焦虑的艺术选择;道德焦虑则摧毁了他秉持的诗歌理念,诗歌成为主体展示革命忠诚与纯粹的深情表白方式;存在焦虑迎来了主体精神觉醒,诗歌成为主体另辟生存空间、重寻生存意义的“革命武器”。     

“十七年”诗歌的乡村空间与社会认同

在“十七年”的诗歌生产中,“乡村”不仅是诗人激情想象与理性建构的对象,同时也是被多维意义反复浇铸而构造起来的崭新空间。“精神”、“物质”与“权力”是“十七年’’诗人建构乡村空间政治属性的三种维度,被充分“诗意化”的乡村空间以一种隐蔽和柔性的方式重构着民众的精神记忆,被‘‘物质’’所填充的乡村空间交织着民众迈向现代化的渴求与焦虑、紧张与惶恐,刻写了“权力”印痕的乡村空间则参与了阶级身份的界划与指认,赋予了乡村女性新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