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要素流动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扩大了要素流动规模,会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路径,并基于2010—2016年中国31个省(市)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资本、技术、劳动力三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扩大化要素流动在整体上有利于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不同要素的流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不同,同一要素的国内流动和国际流动对产业结构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资本重组与国有资产流失监管分析

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资本重组是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现实选择,然而大规模的资本重组行为也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加剧提供了可能.企业在重组与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以各种形式被高值低估,或被恶意侵占,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严重危害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完整.这既源于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上的疏漏,也源于政府和企业内部各种非规范性动机的泛滥.本文在对国有资产流失原因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从监管体制构建与完善、规范主体动机与行为及重建价值评估体系三个方面,探索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途径,为改革的深化提供政策依据.     

产权多元化对国企经济社会绩效的综合影响——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随机筛选了267家国有企业在1998－2007年改革焦点时期的微观数据，就产权多元化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影响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产权多元化改革对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和产出水平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民营资本控股改革的经济效益更好一些；对国有企业社会效益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国有资本控股改革对就业和政府贡献率有促进作用，而非国有资本比例对员工人数和政府贡献率存在非线性倒U型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中需要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综合权衡，实行分类改革，根据不同行业和不同阶段逐步推进，避免“一刀切”与全面“私有化”。改革的顺利推行有赖于配套机制和市场环境的改善。     

交易成本新探:起源与本质

在交易成本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带来"新制度经济学"革命性大发展的同时,交易成本范畴本身的统一性界定与系统化构建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交易成本内生起源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其本质上是为获得交易收益而耗费的不可追加的社会资源,交易价格本身不属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不是相互对应的概念,在经济世界中,它们之间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交易成本与制度之间互为因果、互为本质,可以把交易成本看做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理与中国表现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可实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也能够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国外国有经济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与启示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都是其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形态。但是,由于各国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社会历史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途径的差异,各国对国有经济的认知并不一致。尽管如此,总体上来看,国有经济是以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府所有、以企业形式存在的资产与股份相结合的经济形式,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国有经济进入何种产业取决于该产业的性质、比较优势以及政府宏观决策的政策基础。     

国有资产监管的机制构建与完善

从法经济学的新视角去审视国有资产监管,不可回避的事实在于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能够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影响。国有资产监管法制化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作用及其构建日显紧迫。国有资产监管的机制构建,以及将监管机制转化和提升为法律制度是实现国有资产监管法制化的难点,也是本文着力阐述的内容。     

论国有企业战略重组与产权结构优化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做好国有经济、做强国有企业是我们应对国际竞争与挑战、抓住机遇发展壮大自身的现实选择,而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战略重组与产权结构优化,是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必由之路.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目标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通过并购和置换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是当前实现国有资产或国有股权流动的根本途径.     

产权视角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

目前,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稳定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存在政出多门、政企不分;国有文化资产出资人机构缺失;国有文化资产运营机构“缺位”;文化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产权不清.因此,构建新型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宏观上要明晰产权主体,微观上要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分工明确、权责清晰的公司治理结构,即分别以财政部和国资委为监管主体构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分类监管体系,同时着力实现产权制度的优化,如确立国有文化资产出资人机构, 建立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