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道主义理想到“自己的园地”——1918-1922：周作人现代人道主义观念的转变

"五四"前期周作人以宣扬、实践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著称于"五四"中国新思想界,但在 1921年之后,他的思想命题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论述在 20世纪 20年代初周作人思想的第一次重大转折的思想过程,即从坚定的人道主义理想到"自己的园地"思想立场的初步确定的观念历程."自己的园地"这一新的思想原则成为 20年代中后期周作人思想历程的重要逻辑起点与思考基础.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观念的当下反思

文章认为由于人道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实践哲学、道德哲学,当下我们更需要把关注点集中于它的实践价值与道德价值之上。其次,我们在研究评价＂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之时,既不能过于炫耀自己时代的历史高度,也不能以成败得失枉论这一观念的价值,而是要充分考虑到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以冀寻找它真正的价值与当代意义。     

想象力、好奇心、"惊异的能力"的培养——"五四"后期周作人对精神能力培养问题的思考

"五四"后期周作人提出精神沙漠化的命题,开始积极发展新的生活,并培养新的精神能力.新的精神能力包括想象力、好奇心,以及"惊异的能力"等.周作人认为这些精神能力在中国是完全缺失的,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粗鄙、实利化的现实环境对国人精神的严重损害与社会对这些精神能力的漠视、否定,以及国人的求生意志的缺乏与国民性的严重堕落等.基于此,周作人主张从改造国人精神着手,对中毒已深的成人社会进行精神上的疗治,待精神病症得以疗救后,再以空想的作品培养这些精神能力.     

高有鹏长篇历史小说研究笔谈：历史小说的“人学”追求

高有鹏是我国著名民俗学家,也是著名的长篇历史小说作家;其披荆斩棘,孜孜以求,著述甚丰,曾经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史》、《庙会与中国文化》等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日前又发表《保卫春节宣言》,提出守护民族传统与民族记忆,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内外重要媒体发表演讲,形成著名的守护民族传统文化运动。高有鹏继1990年代出版长篇历史小说《袁世凯》（三卷本）之后,现在又推出多卷本描写北宋中后期大改革背景下社会文化生活的历史小说《清明上河》,经花城出版社出版后,很快产生巨大反响,被称为继姚雪垠、唐浩明、二月河之后我国第三代长篇历史小说作家的优秀代表。应该说,在国内外同类型作家中,高有鹏不无大师气象。这样一位著名的学者型作家及其作品的出现,是这个时代可遇而不可求的文化现象,这确实是一个奇迹。为此,我们邀请了几位学养深厚的评论家品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期待着更多的讨论声音,促进中国文学的不断繁荣、进步和健康发展。     

“生活之艺术”观与现代中国理想文明的整体建构

中国新思想家在1920年代中后期积极倡导“生活之艺术”观,尝试为中国的新生建造整体的理想道德与文明体系,这是192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生活之艺术”观既是一种理论模式,包含实证科学时代的世界解释系统、“人学”解释系统与文明史观,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文明批判逐步建造道德与文明体系的实践模式。它由蔼理斯创建,经过“中国化”的理论改造后,成为根植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性装置”。周作人等新思想家立足“生活之艺术”的理论系统,针对中国各类具体伦理事象作出文明批判实践,力求逐步推进道德与文明的总体性建构,但国民革命时期加速败坏的社会道德却令周作人等新思想家丧失了建造新道德与新文明的信心。     

人类精神的隔绝--"新村时期"周作人对人间关系现状的判断

文章拟分析周作人在“五四”“新村时期”对社会现状,主要是现实人间关系所做出的基本论断。对现实人间关系的对立、仇视,他从本质上完全归之于每个“自我”之间的隔膜,而这种隔膜的最终恶果是导致现实社会人类在精神上彼此完全隔绝,在这种状况下,人类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暴力解决似乎成为无法避免的结果,信仰人道主义的周作人对此表达出深深的忧惧。     

“谁来写”与“有声的中国”——关于“人民文艺”的再思考

近年来对于毛泽东《讲话》精神及相关文艺实践的讨论、研究,在中共党史及文学研究界均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绩,这些研究往往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即"为谁写"与"写什么"的问     

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形而上之思--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传统略论

现代中国文学家从直接的生存感受与迫切的精神需要出发,对形而上的人类本质问题、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以及人性的渊源等领域进行了深层探究与持久询问,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的精神传统.他们主要对"人"的本质问题与"人"的超越性精神追求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提出了现代中国独特的人学命题,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他们原创性的思想成果具有深广的现实思想意义,成为民族精神发展中的重要积累,对民族精神的成长以及民族精神境界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哲理小说的《围城》

一、《围城》的哲理小说定位《围城》研究五十年，许多问题仍争执不清，我认为关键在于《围城》小说品格的准确定位。普遍的看法是，《围城》具有流浪汉小说的结构特点，或是流浪汉小说结构模式的采用与精神实质的反仿。最早执论者是林海，在《<围城>与“TomJones”》中，他指出：“这两部作品都是所谓恶汉体的小说……”并分析了此类小说的特点。夏志清也指出：“《围城》称得上是‘浪荡汉’（picaresquehe）的喜剧旅程录。”EdwardM．Gunn承袭这一基本说法，并将方鸿渐与传统浪荡汉形象予以比较。我认为《围城》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哲理…     

作为"青年诗人"的鲁迅 --1922-1923年鲁迅精神世界一瞥

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它的历史的“抒情时代”,包括鲁迅,历史中的许多趋近新思潮的人们也都同时进入了他们生命与精神中的“抒情时代”。从《鸭的喜剧》与《为“俄国歌剧团”》这两篇不太为人关注的文本,可以敏锐地感受到鲁迅在1922—1923年这一段特殊的精神历程:已过中年的他曾重新涌起过青春时期的情感———一个青年诗人的情感;他对人间与精神的“沙漠”的洞察,披露了鲁迅内心最细腻、最纯粹的个人化情感和精神世界,提示了个人与时代深刻矛盾和对超越性追寻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