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都与君士坦丁军事改革之比较

作为罗马帝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君主,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都有过重建社会秩序的经历,而且都进行过包括军事改革在内的诸项改革。在罗马帝国历史上,不只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两个皇帝进行过军事改革,但历史影响深远、属于制度创新者当属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前者建构的军事体制持续到君士坦丁时代,君士坦丁改革后的军事制度一直持续到帝国灭亡。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进行军事改革的时代背景不同,改革的内容不同,产生的结果和影响也迥然不同。两者改革的差异性及其历史作用揭示了彼此之间的可比性。     

试论当代史学发展中的通俗史学

试论当代史学发展中的通俗史学张晓校进入９０年代以来，历史科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无论学界对“史学危机”有什么样的阐释，危机总是客观的。客观地看，“史学危机”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市场文化的发达，社会中心价值的解体，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流行，市场经济...     

罗马帝国"五贤帝"治军述略

"五贤帝"治下的罗马帝国向来为西方史家所称道.此间,帝国内部繁荣,边境安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五贤帝"治军成效显著.虽然五位皇帝在位期间推行的军事政策不尽一致,军队的军事任务亦存在差异,但都通过不同手段、方式保持了军队的稳定,为帝国繁荣提供了保障."五贤帝"治军主要体现在对军团和近卫军的治理.因"五贤帝"治军有方,使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能,或对外征伐,或固守边境,甚至帝国历史上作恶多端的近卫军也未得兴风作浪之机.军队稳定与帝国稳定成正比,这一时段的历史可资证明.     

知识经济时代史学研究质量论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研究的规模和成果的数量都是空前的.但如果仔细审视这种发展现状,不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虞,原因在于史学的研究质量还有改进的余地.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史学若想与时代同步,必须改变研究现状,在提高自己的研究质量上下功夫,以学术研究质量的最优化来获得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军队堕落与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

导致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的原因很多 ,但军队的堕落是重要原因。军队发动内战 ,动辄废立皇帝 ,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军队忙于内战 ,疏于边防 ,选择能够给予他们最多战利品的人作皇帝 ,使帝国长时间遭受血腥内战和外族入侵的折磨。持续不断的内战中 ,军队像侵略者一样劫掠城市 ,罗马帝国陷入无政府状态。三世纪危机对罗马帝国是致命的打击 ,帝国从此拉开衰落的帷幕     

中古西欧封建法律文化的罗马法律文化基因

西欧中古法律文化是封建社会的法律文化。由于历史遗传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一法律文化在生成过程中深受罗马法影响,必然带有罗马法律文化的基因。西欧中古法律文化中的罗马法律文化基因折射了罗马法的地位和影响。     

论古罗马共和国新贵的政治优势及社会基础

在古罗马共和国，新贵占有绝对的政治优势，甚至可称为新贵共和国。新贵垄断了高级的官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比较而言，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线索更加清晰，而社会基础却显得十分复杂。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构成了新贵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使得国家政权在为数不多的新贵家族中、氏族中进行分配，并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     

罗马帝国军队与皇帝悖论关系刍议

罗马帝国不同于古代东方专制帝国,大多数元首、皇帝不是嫡传继位。帝位更替时,往往因军队蓄意参与,使皇帝与军队之间形成了某种悖论关系:元首、皇帝需要军队为其统治支柱,但却常常成为军队刀下冤魂;近卫军本应是皇帝的“亲兵”,但常常置元首皇帝于死地;军队既可以拥立皇帝,也“随意”将皇帝废黜。探究这一悖论产生的原因,不难发现制度保障的缺失,军队的难以掌控性等是其中重要原因。     

数字化史料的构成及其价值意义

数字化史料是数字化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过程中,数字化史料是数字化史学的先行(技术)实践,历史学向数字化"转向"应从数字化史料开始.就发展过程而言,史料数字化在前,数字化史料的全面形成在后.史料数字化指的是,以纸质文本为主的传统"现成""既成"("狭义"的)史料的数字化,而数字化史料既包括了史料数字化,也涵盖一系列"原创"性信息资料,属于"广义"层面的史料.数字化史料拓宽了史料的边界,对历史学发展进步有积极的作用,但种种消极意义同样不可低估.     

论图拉真的军事征伐

图拉真作为"五贤帝"时代"最佳元首",对内各项政策缓和了社会矛盾,对外通过征伐扩大了帝国疆域,使帝国的版图达到最大化,军事业绩让前人和后来者无法与之比肩。图拉真治理帝国、治理军队成效显著,是他能够顺利推进他的征服政策的基本保证。图拉真军事征伐有直接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不外乎他本人对军事胜利的追求,以及对被征服地区财富的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