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治达致和谐：2005年中国法治建设回眸

如果说．2003年法治进程的鲜明特点是民众的普遍参与，即由下而上、上下互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民众的呼吁下．政府及时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那么2004年法治建设的突出特点就是自上而下．且主要在两条路线上推进：一是加强了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二是对公权力制约呈普遍化态势。而对弱者权利的普遍保护和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是法治社会形成的显性标志。我们则可以毫不迟疑地指出，这是一个正义价值正日益彰显的时代。2005年中国法治建设的明显特点是：突出正义在法治建设中的价值及其应有的地位。     

从民生救国到民生治国——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来的法理逻辑

在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民生大旗，以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为核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再次高扬民生理念，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民生信念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根本原因在于民生蕴涵着深刻的法理思想。民生以关心人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逻辑理路，从而实现了核心法理价值的升华。     

当前民间法司法适用的整体样态及其发展趋势评估

在民间法研究的话语中,司法适用是必须与高度重视的问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民间法的司法适用整体样态是:国家司法机关对民间法的司法适用并不是非常的赞同和鼓励;基层法院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纠纷解决中存在民间法的司法适用;部分地区开始了民间法司法适用的试点.当前民间法司法适用的基本特征是:私法领域适用较多,公法领域适用比较罕见;程序法领域基本不适用,实体法领域适用相对较多;法官在积极、务实、审慎、适当的前提下,对民间法的运用可能会背离了我国法律文本,但是从本质上看与我国法律的精神内涵实质是相符合的.进一步考察民间法的司法适用,应该把之放在国家法的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法治建设的语境下、现代化的语境下来看其发展趋势.     

论民生是首要人权

当代中国关注民生和改善民生,实际上就是关注了人权。从本质上说,民生不仅仅是人权,而且是首要人权。确定民生为首要人权可以考量其在法律制度中的价值,特别是在法治中的价值,具有学术层面上的、法律层面上的和政治层面上的意义,进而为国家关注民生、促进民生和保障民生提供理论基础。     

论法治的可欲性及其限度

文章从人性视角出发,指明了法治可欲的四种路向:在需要层面,需要的互异冲突使法律可欲;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和社会信用的缺场,使法律获得历史出场;在道德的软约束面前,法律成为最佳选择;超越人治,法治可欲.法治可欲的同时又具有限度,这是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的矛盾,理性需要和非理性需要的矛盾,是人性自身矛盾的表征.     

论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治方式

降低维稳成本,有序化解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应以合法处置为中心,适当运用合法合理的策略,采用多元方式,遵循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处理社会矛盾和纠纷,达到既恰当解决社会矛盾,又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社会矛盾化解采用法治方式,实际上所指的是要在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全面考虑各种法律的适用关系,整体把握法律的运行,从而化解矛盾。     

从“特殊性”到“去特殊性”——人工智能法律规制路径审视

人工智能已然深入当前的社会生活,不仅以机器形式表现人类智慧并渗透于人类的各个行业和部门,并且同时带来诸多的风险和潜在的危机。传统的法律体系对这一科技产物难以实现有效约束,当下需要以"特殊性"路径对人工智能实现规范。基于法律规范的困境和人工智能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的思路将人工智能的全部活动和状态以场域为单位的拆分,并以人工智能不同场域下的智能化或非智能化的状态、以人或物的身份进行分别的"特殊性"法律约束。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智能性的提升,需要进行与"特殊性"相对应的"去特殊性"路径,使人工智能可以不断趋向于人的身份融入当下法律体系。由此,实现在当前法律体系稳定的前提下对人工智能进行法律约束的法学时代命题。     

“民生”的法哲学追问——以“权利—义务”范畴为视野

从＂权利—义务＂范畴来考察民生,我们发现民生关注所有人的生存、发展,这意味着民生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需要国家履行的义务而统一于法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中,因而具有深刻的法哲学内涵。     

论责任政府的法理基础

责任政府已成为民主政体的重要标志和基本原则。现代责任政府理念的产生,与西方国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提倡的人民主权观念、法治理念和民主政治观念等主张密不可分。人民主权理论是责任政府的主体理论基础,主权在民理论是责任政府的范畴属性基础,法治理念是责任政府的法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