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话语与美学问题——论当代文化批评的思想语境

关于“现代性” 问题的讨论以其所具有的丰富的思想内涵,而理应引起当代学界的重视。分析表明,这一概念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想反思视野出现于当代人文学界,其复杂性集中表现于同启蒙现代性分庭抗礼的审美现代性中。因而通过对后者进行相对深入的辨析,我们有可能为审美理论的现代转型提供一个合适的思想语境。     

暧昧的真实——论美感的发生机制

暧昧的真实——论美感的发生机制徐岱１自从人类开始自觉地关注“美”的现象，对美与真的关系的思考，也就随之而进入审美思辨的视野，成为历代美学家们必谈的话题。所不同的是：在以往的本体论美学里，进行这种思考的目的在于把握·美·的·本·质的构成奥秘；而在现代美...     

爱生之道：金庸小说的美学审视

虽然武侠小说离不开格杀打斗,但金庸小说却讲究生活情趣,反对残忍暴力。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它来自于金庸作品里的"爱生性",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都市风景的两种色调——方方与池莉小说的诗学审视

以"新写实"著称的方方与池莉,是两位擅长以中篇体裁进行都市写作的女作家.虽说她们都对批评家总是将她们俩相提并论不以为然,但事实上,都立足于中南重镇武汉进行写作的这两位作家,她们的小说里都表现出一种对都市民众的生存关怀,在各自的文本里勾勒出一幅城市风景.尽管如此,两位作者各自的审美取向却大相径庭,而且在艺术成就上的确也不能相提并论.     

论“成人童话”的艺术精神──兼谈小说的理念与批评

一围绕着作为“成人童话”的武侠小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消费之热与评价之冷的巨大反差。这类作品属“通俗文学”范畴，不仅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属茶余酒后的游戏文字，甚至象金庸先生也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比较好些。”（见林以亮等《金庸访问记》）诚然，这种反差终于在“金大侠”独步江湖之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如今金庸及其作品不仅得到了年长一辈的专家学者们的充分肯定，得到了“当代第一流的大作家”的荣誉，被视作“２０世…     

阅读的诗学——重返艺术欣赏之路

在所谓“批评理论”的影响下,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实践已经被非文学的新形而上学所破坏。在这种格局里,“艺术欣赏”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文艺研究”,其实只是以“艺术”为名的千篇一律的伪政治诠释学。这种状况对以审美价值的传播为核心的艺术文化构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当代艺术哲学如果要想有所作为,就应该正视这种情况,让“阅读诗学”取代形形色色的“接受理论”,以便恢复文学作为艺术的存在。     

动静之间:和谐论美学批判

和谐论美学不仅历史悠久 ,而且迄今仍拥有很大的影响 ,得到许多赞同与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美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形成一种思想障碍。事实上 ,和谐论美学是建立于“对称论”文化上的静态的审美观。这种观念不仅早已被现代物理科学从宇宙论方面给予解构 ,而且也已被现代生命科学所颠覆。现代美学应该以体现生命运动的“张力论”来取而代之 ,让美学重新回归充满活力的现实存在中来。     

赋到沧桑句便工——关于“好艺术”的一种解读

现代艺术哲学关于艺术本质的讨论,实质是以"好艺术"为前提的.因而对优秀艺术品质的理解,仍然是后现代艺术哲学难以超越的基本命题.虽然理论无法得出一种盖棺论定式的结论,但通过对具体作品的文本解读,仍能为批评留下诠释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艺术杰作并不是思想观念的结晶,而是经验生活的沉淀.认识这点对于今天的艺术文化建设不无意义.     

案有琴书家必贫——关于"苦难诗学"的重新思考

从比较文论的视野来看，认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是穷苦人生的产物的“苦难诗学”，一直有普遍影响。虽然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深入地追究起来便不难发现，诸多的诠释往往显得似是而非。问题不在于艺术是否擅长于表现苦难，而在于如何表现。优秀的艺术尽管与苦难体验密切相关，但与其说这是对穷困的咏叹，不如讲是对苦难的超越。在根本上讲，真正的艺术杰作尽管远离消费主义的“欢乐诗学”，但却属于为人生祝福的“幸福美学”。     

中国古代叙事理论

1.双子星痤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诗”的大国,也是“史”的古国。受其影响,中国古代叙事理论在产生与形成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两大流派,即主史派与主诗派。主史派强调叙事的纪实性。持这种观点的有张尚德、甄伟、可观道人、陈继儒等。后者在他所著《〈唐书演义〉序》里劈头就道:“往自前后汉魏吴蜀唐宋咸有正史,其事文载之不啻详矣,后世则有演义。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言下之意,史书的记载已够详尽,之所以除此之外尚需小说,只是让其再以日常俚语将史著之内容复述而已。其价值在于“补经史之所未赅。”另一位晚清小说理论家邱炜?也认为:“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证为正宗,其余谈狐说鬼,言情道俗,不过取备消闲,犹贤博奕而已,固未可与纪实研理者絜长而较短也”(《菽园赘谈·小说》,1897年刊本)。这些观点基本上反映了主史派叙事思想的核心。所不同者,也只是在纪事的正、野之分和具体的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