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的晚年思想

作为支持洋务运动最早的一批人士之一,郭嵩焘一直思索着中国的根本出路。晚年的他看到洋务运动的开展,并没有使中国有多少起色,开始严厉指责洋务运动的弊端。他提出富强之本应是“人心风俗、纪纲法度”,企图从人心入手,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郭嵩焘是程朱理学的坚定信仰者,他赞美西方,绝非想把中国变成西方,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内部弊端。在他看来,西方的制度所包含着的实质精神(如求实、便民等)与中国的圣人之教有相通之处。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赞美和对中国现状的抨击,力图重建秦汉以来失落几千年的真正的儒家圣人之治。     

重现史实:傅以礼与南明史研究

有清一代,南明史研究是个禁区.有赖雍乾之际的全祖望等人,南明史料得以大量保存.道成以降,文网渐弛,浙江成为南明史研究最重要的区域,其中又以绍兴和湖州为中心.傅以礼就是绍兴地区南明史料整理和研究的核心人物.傅以礼与湖州士子之闻又多为好友,他们互通声气,并利用杭州丁氏兄弟、湖州陆心源、绍兴周星诒等诸家藏书楼资源,使南明史文献整理进入了全新的时期.在这一批士入的带动之下,南明史料的研究和整理也成为晚清浙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清中期公羊学复兴与经世之检讨

通过分析四种常州公羊学起源说,兼评艾尔曼的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指出庄存与研习公羊学在于他认识到考据学的发展,将要危及原有统一的思想体系,造成国家意识秩序的分裂.庄氏通经致用,其学说兼顾今文学和古文学,意在发挥公羊学大一统之思想,巩固皇权的完整,反对挑战已有的圣人言论.     

张惠言经世思想:经学与词学之统合

嘉道之际,经世思潮与考据学风并存。作为清代第一流的经生,张惠言是清代考据学代表之一,但他的研习宗旨已经摆脱了乾嘉偏重学术文献考证的局限,具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他企图全面恢复虞翻周易学说,并进而研习郑玄礼学,目的在重现圣人之道而实践之。也正是他的经世致用意识,直接促成常州词派理论的建立。虽然张惠言的词学理论相比前人并无多少创新,但由于嘉道之际,国事衰落,儒家用世传统轰然而兴,而张氏视词为解决社会危机的工具之一,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得到大批常州士人揄扬,使常州词派逐渐取代浙派成为晚清词坛的主导者。     

驳清代今文经学复兴源于上书房"讲义"说——兼论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的地位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复兴起因,学界颇有讨论.刘桂生、陈祖武、王俊义诸位先生一致认为与庄存与在上书房的"讲义"密切相关.但揆以史实,并不尽然.从康雍乾三朝君主对胡安国<春秋传>的清算及<春秋>公羊学的抛弃,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立嫡理论与清代秘密立储原则的冲突,清楚地表明庄存与在上书房讲述<春秋>公羊学说并不可信.而乾隆前期官员谢济世与孙嘉淦所注经文著作的毁版遭遇,也说明满清君权对于官员注经的警惕.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尤其是乾隆朝的地位,可谓清代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典型体现.     

通儒抑或迂儒?——思想史之焦循研究

作为清代中晚期的一代大儒,焦循在学术史的地位尤其是易学研究中的地位极高。其学风讲求思辨,变通,提倡"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焦循承认时势在变化,政策需要变通,既反对汉学者只言考证,又反对理学家仅谈身心,但是在他义理阐释所观照下的先有秩序,却体现出极端的保守性。他在夫妇之道、室女守贞、君臣关系等学术、社会、政治诸问题上,同归有光、汪中、钱大昕等前辈学者的讨论中,清晰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他论证了下对上,如子对夫,妇对夫,臣对君是无条件的单方面服从,适合了清代统治者乾纲独断的统治理念。焦循私淑戴震谈义理,却未获戴氏义理之精蕴,反而以经学的成就,依靠义理来强化和突出纲常名教阴暗面。从焦循的论学主旨也可说明义理方法论的突破,并非就昭示着义理上的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