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为人母的民事法律地位

由于父权、夫权的强化,封建礼教的束缚以及社会风气的日趋保守,宋代女性的财产权和人身权逐渐减少.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母、尊母极为提倡,因此"为人母"的女性,尤其是寡母在家庭中地位较高,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和人身权.     

论政府在城镇化动力机制中的角色与作为

在城镇化的发展序列和动力机制中,各级政府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不同,工作的切入点和主要作为也不同.只有明确了各级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为,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也才能更好地发挥农民的主力军作用和市场手段的调节作用.各级政府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好市场调节作用,形成一种以农民为主力、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依托的良性互动的机制.     

论西柏坡经验及其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成功经验,其核心是谋划建立新中国的成功实践。将西柏坡经验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是弘扬西柏坡精神的实际举措,也是企业管理理论本土化的时代需要。西柏坡经验蕴含的"成功之道"为其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提供了前提,实践证明西柏坡经验对企业管理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政府、理论研究者、企业家和企业经理人要各负其责,积极宣传、研究、运用西柏坡经验,使其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     

试析“训政时期约法”训政建设的教训

中华民国时期,由国民政府领导的训政建设的失败,这不仅是宪政研究者反思的重大课题,而且对于正在探寻宪政之路的中国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训政建设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既有理论的局限性,也有政治环境的艰难;主观上既有权力主体的执政党弱势独裁,也有训政价值的工具性宪法观。     

日耳曼法的团体本位与唐代家族本位之比较

日耳曼法是公元5世纪到9世纪适用于日耳曼各民族的法律制度,团体本位是其主要特征。日耳曼法的团体本位对我国建设社会本位的法律观有借鉴作用,而我国法学界对此研究较少。日耳曼法的团体本位与唐代家族本位都是集团本位,但二者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因儿子结婚就可以成立新家,日耳曼人的家只包括二代人,其亲属包括男系亲属和女系亲属。唐代人的家包括二代或三代人,即祖父母、已婚的儿子和未婚的孙儿女,或是父母及子女,其家族按父系计算,包含从高祖到玄孙的九个世代[。1]本文对日耳曼法的团体本位和唐代家族本位进行比较,因篇幅限制以家庭为中…     

流动人口城市归属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基于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

如何使流动人口更好的融入城市,已成为城市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基于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和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和主观幸福感均有一定程度上的内部差异;在目前阶段,提高城市归属感依然是提高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途径,但归属感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唯一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等个人因素也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这为提升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提供了理论参考。     

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城镇化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大战略和重要的经济政策,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而正确认识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农民进城问题.城镇化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有效发动和组织农民.国家农村公共支出的重点应在有利于农民转移的新城镇建设和职业教育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