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修订版前言（摘录）

我从来没有想到，还会有机会为本书写这样一篇“修订版前言”。几年以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本书出版后带给我的主要是遗憾；因为时间紧迫，加上研究条件的限制，     

土地问题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的重要性

土地问题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白人社会在重建时对母国制度既有继承，也有扬弃，这在土地关系的确立过程中得到充分反映；由于土地的开发利用方式不同．使北美经济出现类型和地城上的差异，给独立后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强烈的影响；土地的占有状况表明，北美社会存在鲜明的阶级分野，大土地占有者居于社会梯级的顶端，享有政治特权，而拥有基本政治权利的中小土地占有者在人口中居多数，这为北美社会稳定有序的演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意飘云物外——周基堃教授印象记

在天气晴和的上午 ,可以看到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者 ,身着洗得发白的中山服 ,头戴遮阳帽 ,拄着手杖缓步走出南开大学的东门 ,从立交桥下横过马路 ,到对面的书摊上看书挑书 ,川流不息的行人自然不会留意他是谁 ,书摊的老板可能仅仅知道他是南开的一位老教授 ,但我若说出他的名字 ,可能很多人仍不了解他的来历。记得十余年前我报考研究生时 ,在指导教师的名单中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名字 ,也不禁自问 :“这位周基教授是谁 ?”在惊叹南开园里藏龙卧虎之余 ,连忙写信向在天律的熟人打听 ,回来的消息说 ,周先生就是翻译《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的纪琨。…     

论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

1901年9月,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便成了白宫的新主人。其时正当新世纪伊始。当时的美国与林肯时代已太不一样。罗斯福面临一系列新的严峻问题。内战解决了长期困扰美国的奴隶制问题,工业化和垄断化便成为19世纪最后几十年美国历史的主旋律。美国经济好象被一支无形的魔杖指挥着,狂飙突进似地向前发展。如果说1870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为100,22年后便跃到316;1874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30亿美元,1900年便达到764亿美元。美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从此之后,逐步完成了荒野之邦走向发达国家的历史过程。工业化和经济进步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推动着一股难以为人所控制的无形的浪潮,猛烈地冲击着美国社会,改变和重新塑造着美国的面貌。     

人与神共同拥有的世界——启良著《神论》读后

一本书之能拥有读者,说明它确有其可读的价值。青年学者启良的处女作《神论》面世后销路见好,这大抵是由于《神论》所探讨的,多属于人们经常碰到而又不得甚解的问题。譬如,一个关于上帝与彼岸世界的虚幻故事何以能使人类在数千年中心迷神醉?人们为何对自己造出的神鼎礼膜拜?在现代科技证明神和天国确系乌有之后,何以还有那么多人信奉上帝?读过《神论》,不说对这些问题豁然开朗,至少可以明确一点,如不加分析地抹杀神和神的价值,实际是     

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中国的外国史研究面临许多困难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本土资源相对缺乏。欧美的中国史研究依托于其史学的整体性发展、厚重的学科积累和丰富的本土理论资源 ,故能取得令中国和国际学界瞩目的成绩。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尚在幼年时代 ,学科积累单薄 ;而且 ,由于中国史学在转型中出现困难 ,不同学科领域缺乏交流 ,本土社会科学理论均不成熟 ,因而外国史研究未能从本国学术和思想中获得充分的滋养。外国史研究者通常只能片面地借助域外资源 ,难以产生有特色和影响的学术成果。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学者更应借鉴欧美中国史研究的成功经验 ,充分发掘本土资源 ,在修养和学识上形成一种对域外资源的过滤、消化能力 ,借助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史修养和深切的现实关怀 ,形成独特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 ,以期在某些领域和专题上取得突破     

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

本文探讨了美国印第安人和白人两种文化接触的历史条件和产生冲突的基本原因。认为,由于这两种文化在势能与性质上的巨大差异和接触时的历史条件,当时难于形成平等交流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也消除了彼此融合的可能性。印第安人因文化差异和压力巨大而生抵触,不能主动吸收白人文化;白人文化因势能极强而萌发优越感,以征服、重塑土著文化自命,由此对土著文化采取种族主义的压迫和改造的对策,从而给印第安人带来了长久而沉重的悲剧。这段历史的教训是,人类各种文化就其所处环境和所具有的功能而言,本无优劣之分,只有在平等和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接触,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正常发展。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山重水覆”抑或“柳暗花明”——记费城的一次美国革命史研讨会

美国革命是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也是美国史学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课题。历代史家所写的书和文章,如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完全是恰如其分的。美国革命史研究造就了许多史学大家,随意数来,就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字：戴维·拉姆齐、乔治·班克罗夫特、查尔斯·比尔德、J．富兰克林·詹姆森、奥斯卡·汉德林、梅里尔·詹森、埃德蒙·摩根、伯纳德·贝林、戈登·伍德、加里·纳什、艾尔弗雷德·扬……当然,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     

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

史学是一种以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人文学,历史学家应当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将过去的人作为具有生命和情感的人看待,避免将史学变成纯粹的技术性研究。为了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过去的人及其生活,历史学家必须注重历史的“过去性”,不宜按照现在的要求或用现在的标准来讨论过去,而要以最大的智慧和心力来突破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努力将前人的言行置于具体“情境”来理解。同时,历史学家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身份,既不能成为历史中任何一方,也不必充当现在的代言人,而要保持中性的立场和独立的判断,慎重审查自己用以观照史实的各种资源,以减少形形色色的偏私对史学求真旨趣的妨害。最后,历史学家还要对自己的民族情感保持警惕,抑制民族和文化的偏见对治史的不利影响,并注重从国际的或全球的视野来探讨国别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