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农会与《时务报》馆

光绪二十二年,蒋黻、罗振玉、朱祖荣与徐树兰四人不谋而合,均求助于汪康年,欲兴农事,倡农学会。务农会依托汪康年、梁启超及《时务报》馆在士林阶层中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聚集了一定的人脉,且筹措到一笔数量可观的经费。会报《农学报》首刊内容,与此前《时务报》中文论多有重合;同时借助《时务报》庞大的销售渠道,《农学报》在办报不易的晚清社会取得了立足之地。可见务农会与《时务报》馆间之关联。然《时务报》停刊后,《农学报》仍存,且前后长达近十年之久。在封报禁会的时代背景下,朝廷仍准农学设会、设报,实因其乃中国农政大兴之兆。     

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

20世纪初义和团硝烟渐散,然于此事件的文本记载经历了"拳匪"话语和"英雄"话语的历史转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承载义和团历史记忆的文本历史地传递着变迁的轨迹与深植其中的意义、价值,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符号,成为历史文化象征,甚成为历史重构中重要一环.     

从“农政”到“农学”——以晚清“经世文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中国以农立国,农政向为国家政要之一.甲午战后,西方的“农学”知识大规模传入,“农学”一词成为19世纪末开始流行、20世纪初风行的一个概念.从《皇朝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续编》再到《皇朝经世文三编》,鲜明地昭示了农事内容由“传统农政”到“近代农学”的变化.从“农政”走向“农学”的时代意义,彰显两千年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架构已到了最后的自立阶段,至19-世纪中叶起向“经世之学”转变,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分科之学”的知识建构.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农学的兴起

中国以农桑为本,内治之道,首在劝农,农事为国家首务。至海通以降,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农学。通过其对泰西农政院、西方农器和农务化学的描述与介绍,士渐知农,并以比附的方式接纳了西法农学。在报刊舆论的宣导下,朝臣奏议亦别于重农仅知种植之利的旧制,开始畅言效法西方,探求审土宜、讲培壅之法,终仰动宸听,当局明确提出修农政,必先兴农学的主张。农学从无到有,被放置进京师大学堂的农科大学与实业学堂的农业学堂中,纳入学制。它的出现,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并体现了时代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