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与情爱的冲突（对谈录）

刘再复（以下简称刘）：最近读了尊作《我的哲学提纲》，发现你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观点，即认为“爱情可以多元化”。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哦，你注意到了？我在不显眼的地方提了一句，你是发现这句话的第二个人。在你之前，也有一位朋友发现了。这可能是要引起麻烦的一个观点。     

派克美学思想批判

派克(Dewitt H. Parker 1885—1949),是美国現代資产阶級哲学家、美学家,长期任密其根大学教授,写有《自我与自然》(1917)、《美学原理》(1920初版,1946修訂再版)、《艺术与分析》(1926),《人的价值》(1931)、《經验与实体》(1941)、《价值哲学》(1951由K·弗那克那整理作者遺稿出版)等专著以及《真善美》、《艺术的本质》等論文。派克通过这     

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

人们自已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这种创造工作并不是随心所欲,并不是在由他们自已选定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切死亡先辈的傅统,好像噩梦一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恰好在人们仿佛是一味从事於改造自己和周围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样的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怯懦地运用魔法,求助於过去的亡灵,借用着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借来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     

我的选择

<正> 1982年,《文史哲》编辑部约我写篇谈治学经验的文章,推而又拖,迄今四年,仍然难却。我之所以推、拖,是因为第一,我自省确乎很少值得认真谈论的所谓“经验”;第二,关于谈经验已经写过了。《书林》杂志上就发了两篇,还有一些“访问记”之类。不过现在既已提笔,只好硬着头皮再写一点。讲过的不再重复,下面结合自己谈谈选择问题。在人生道路上,偶然性非常之多。经常一个偶然的机缘,便可以影响、制约、决定相当一段时期甚至整个一生的发展前途。因之,一般说来,如何在面临各种偶然性和可能     

“情本体”的外推与内推

后现代哲学打破了启蒙理性的牢笼,但终究是否定性、破坏性的;提出以中国传统为依据的"情本体",就是要在它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情本体"外推即政治哲学,提出了"社会性公德"与"宗教性私德"的区分。社会性公德类似于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但强调它的现代经济基础,以解构传统礼教的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宗教性私德有范导和适当构建社会性道德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两德关系都是今日中国关键问题之一。"情本体"内推即"以审美代宗教"的宗教哲学,它要解决海德格尔的"非本真本己"的异化,也要解决现代人"闲愁最苦"的无聊,即如何活、为什么活、活着怎样(指心境)。人生唯一的真实就是积淀下来的"情",只有对日常生活的珍惜之"情"才可能消化海德格尔的"畏"和"烦"。     

审美意识与创作方法——(创作方法札记之一)

創作方法是美学中一个非常复杂的問題。本文作为粗糙的讀书札記,許多論点只具有初步探討的提綱性貭。一第一个問題:什么是創作方法,它包括些什么內容? 不进行艺术創作,就沒有也不需要有甚么創作方法。可见,創作方法构成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特征所在。艺术家的全部財富,他的世界观、阶級立场、社会政治思想直到他的生活經历、习慣爱好、个性特点,都无不直接間接地体现在或折射到他的創作方     

中国思想史杂谈

在社会生活领域里,在学术领域里,搞单一的东西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现在整个社会生活是多样化的发展,学术领域里也应多样化地发展。我感觉我们有些固定的模式,如哲学史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史,中国历史就是农民跟地主的斗争史,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斗争史,好象都要搞两军对战才好,这是不是和这几十年的军事斗争有关?军事斗争胜利以后,把这个模式慢慢地转到学术领域中来了。在太平天国     

胡适、陈独秀、鲁迅——五四回想之三

五四是一个群星明灿人才喷涌的时期,许多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还有持久影响的也不少。其中,胡适、陈独秀、鲁迅,无疑是屈指先数的前三名。一胡适以26岁的青年,在《新青年》首倡白话文学,同年归国任北大教授,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当时新文化启蒙运动,“暴得大名”     

康德认识论问题的提出

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是1781年初版、1787年修改再版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本四十多万字的书,据康德自己说,是他“差不多十二年悠久岁月沉思的产物”,但“脱稿只用了四或五个月的时间。对于其内容是极为注意,而较少考虑其文体和通俗性”。这本书不但文句艰涩、重复冗长,而且所使用的概念、论证、提法,都有许多前后出入和自相矛盾的地方,造成了理解康德哲学的严重困难。《纯粹理性批判》成为欧洲哲学史上非常重要而又非常难读的一本著作。     

孙中山评说

<正>李泽厚(下称李):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之路。现在我评说孙中山,已不像我写《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时那样热烈地赞颂他所领导的革命了。刘再复(下称刘):我对孙中山总是充满特殊的敬意,这也许更多的是道德感情,而不是历史分析。袁世凯、蒋介石等政治强人,就缺乏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