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地"与"官制"之"合宜":雍乾时期西北边疆经略与河西走廊军政建制演变(1724-1773)

雍乾时期,因为对准噶尔军事斗争的需要和西域新疆的开辟,河西走廊军政建制经历了数次较大的调整,一方面是河西走廊各卫所改置州县,实行与内地划一的督抚州县制,另一方面是河西走廊驻防军事体系的重大调整,部分驻防旗营分防新疆,参与西域新疆屯戍.河西走廊在西北边防体系中地位的变化和西域新疆的开辟是推动军政建制演变的主要动力,对准噶尔的军事斗争需要是推动建制演变的次要力量,河西走廊军政建制调整演变是上述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     

“甘、凉兵为天下劲卒”:清代甘肃驻防绿营考论

甘肃作为边疆省份,在清廷西北边防体系当中处于战略基地和用兵通道的特殊重要地位.同时,甘肃河西地带也是作为陕甘地区军政重心所在,如单以行省论,甘肃绿营配置是陆疆省份中兵力最为雄厚的省份.就陕甘绿营建制区内部而言,甘肃绿营区兵力配置兵额又多于陕西省.从规模及职官上来看,陕甘绿营建制亦以甘肃为重心,甘肃绿营兵额及职官均多于陕西绿营.在兵皆土著的绿营建制原则下,陕甘尚武之气对于陕甘绿营战斗力的影响是必然的.陕甘绿营,特别是甘肃绿营的战斗力明显强于其它行省.     

“边塞”与“旗员”:清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考论

陕甘总督是清代常设定制八总督之一,为陕甘两省最高军政长官,掌控西北边防战略基地陕甘两省。因此重要军政地位,自康熙七年起,定山陕督抚专用满员,雍正元年,又改参用蒙古及汉军。相比于其他常设定制总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呈现鲜明的个性特点,因陕甘总督专用满员的规制,满洲出身,特别是上三旗出身的满洲官员成为陕甘总督群体的主体。与清代满汉关系的演变轨迹相一致,陕甘总督群体的结构特征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清前期主用满洲,自嘉庆以降,汉人逐渐增多,至同光时期,湘系将帅基本垄断陕甘总督一职。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既是清代督抚制度发展演变的表征,也是清代满汉关系历史走向的风向标。     

论河西走廊在西北边防体系中的地位--以乾隆中期关于陕甘总督治所选择问题的两次讨论为视角

在与准噶尔将近百年的军事斗争当中,河西地区逐渐成为清廷经营西疆的战略基地和进军新疆的战略通道,地位越来越重要,河西走廊之肃州、甘州、兰州先后成为陕甘总督及甘肃巡抚、甘肃提督治所。从甘肃行省系统的两个体系来看,其建置重心均位于包括兰州在内的河西地区。自顺治二年至康熙二年,甘肃军政建制的两大支柱——甘肃巡抚和甘肃提督建置完成,其治所均位于河西诸城,反映了清代河西走廊在甘肃行省的重要性。就甘肃行省的军事政治地位而论,无论从控驭番回的角度,还是从经营西疆的要求来看,河西各府州之重要性明显超过河东各府州。     

20世纪30年代西北边疆地区的农村问题——以《中国的西北角》和《西北考察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社会,农村社会的衰落与破产是阻碍近代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本文以近代两位著名知识分子对西北社会的考察报告为切入点,较为深入地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西北边疆地区农村社会问题的表现及形成原因,并简要分析了甘宁青农村社会的衰败对20世纪30年代西北开发活动的影响。     

“边塞”与“旗员”:清代陕甘总督迁进路径考论

督抚制度是清代文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督抚作为文官,行省总督的迁进路径必然符合文官迁进路径规律的一般特点,总督群体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与文官制度下的官僚系统中的其它群体一样,经历相同或相似的迁进路径.但是,陕甘总督的满洲缺又决定了陕甘总督群体迁进路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遵循文官迁进路径一般性的同时,体现出旗人迁进路径的特殊性,笔帖式和侍卫为主要进身路径和文武易途而进成为陕甘总督群体迁进路径的主要特点.     

清代陕甘总督与新疆军政治理——以陕甘总督与新疆各军府关系为视角

清代西北边防体系由军府制的伊犁将军所辖之新疆各军府及内地督抚制下陕甘总督所辖之陕甘两行省、并哈萨克、布鲁特等藩部和浩罕、阿富汗等属国所构成的西北新月形藩属体系所构成。在这一体系中，以伊犁将军为中心，西北新月形藩属体系内各藩部与属国为藩篱，伊犁将军辖下新疆各军府为边防前沿，陕甘总督及所辖陕甘两行省为西北边防战略基地和战略支撑，陕甘总督与伊犁将军之间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共同保证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