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嵌入、企业声誉与海外投资经济风险治理——基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研究

关于如何治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东道国经济风险,目前的文献主要围绕着国家治理和市场治理两个渠道展开.前者通过国家外交,改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后者通过使用一系列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的市场工具,做到风险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对冲.文章引进了第三条风险治理机制——社会治理.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302份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家调查问卷,通过结构方程的量化分析后发现,如果中资企业通过社会嵌入,与当地社会建立起了良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能有助于企业获得当地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情感支持,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声誉,增强企业的风险治理能力.不仅如此,不同治理机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由社会嵌入所获得的企业社会声誉会进一步优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改善既有的国家治理成效.基于这种认识,文章提出了一个"国家—社会—市场"互动与融合的三元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比较检验和恒等性检验后发现,引入"企业声誉"中介效应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国家、社会和市场治理的效果显著增强,证实了"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述评

本文介绍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持续发展、环境的不断恶化、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等,旧的企业对社会只负有"有效地生产产品和服务"的经济责任的理念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于是出现了"企业公民说"、"社会契约理论"、"相关利益人说"、"慈善投资理论"等一系列新理念.新理念要求企业的行为既要合乎法人道德--对股东负责,还要对雇员、社区、政府负责,要尽到一个法人公民的社会责任等.     

共生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自从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1879年提出“共生”概念,共生引起了生物学界的普遍关注。世界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物质组成,所以共生现象不仅存在于生物界,也广泛存在于社会系统中。20世纪中叶以来,“共生理论”很快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借用。本文在回顾生物学中共生理论的基础上,归纳了共生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如哲学、工业生态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中的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运用共生现象的“普遍性”和“互惠性”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中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关系存在的客观性,按照共生原理不断推进社会协同进化、和谐发展。     

新经济社会学是否应该抛弃文化——"文化嵌入"的层次性

19世纪末,在经济社会学诞生之初,学者们都非常重视从多元的文化视角理解经济生活,如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人.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复苏时,受格兰诺维特等学者"社会结构绝对主义"的影响,文化分析一度被忽视.通过对近年来新经济社会学发展的梳理得出,新经济社会学不应该抛弃文化,可以从嵌入性的视角关注文化,同时关注文化嵌入的层次性.     

大学生网络越轨的影响因素

互联网的普及给大学生学习和社会参与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该群体的网络越轨行为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探索影响其网络越轨行为的主要因素。对341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个体因素中的性别、年级和网络规范认同以及外部因素中的同学群体、互联网社区都对大学生的网络越轨行为有显著影响;而个体因素中的政治面貌、计算机网络水平和外部因素中的家庭、社会的影响则不显著。     

西方经济社会学"文化分析范式"的百年流变及其新动向

19世纪末,经济社会学学科诞生时,学者非常重视从丰富的文化视角理解经济生活,如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人,并形成了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重点关注文化的社会整合作用.但是,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复苏时,受格兰诺维特等学者的"社会结构绝对主义"观点的影响,文化分析范式一度被遗忘.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分析范式又再次进入经济社会学领域,并出现了多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新制度主义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建构论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和嵌入性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等.21世纪以后,"文化分析范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将文化置于理解经济行为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经济社会学的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