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独立审判的制约性因素及其消解——对修改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条的思考

法官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与要求,但作为我国司法制度主体内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却未能清晰地体现和明确这一理念,导致在现有体制下产生出一系列实际问题。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条的切入点之一,是要正确定位法官的角色,将行使审判权的主体回归于法官个人。     

论犯罪的实质界域——以刑法不得已原则解读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轻微违法、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等不法层级,它由量变到质变,随着危害程度的加深直至被社会主流价值否定评价为犯罪行为。在整个法律体系的设定过程中,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应该以行为的性质而不是程度进行划分。刑法不得已原则为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实质界域提供了价值依托。     

论犯罪的实质界域——以刑法不得已原则解读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轻微违法、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等不法层级,它由量变到质变,随着危害程度的加深直至被社会主流价值否定评价为犯罪行为。在整个法律体系的设定过程中,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应该以行为的性质而不是程度进行划分。刑法不得已原则为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实质界域提供了价值依托。     

英国民事司法改革进程中的ADR——兼论对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司法不容剥夺原则"在英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与制度基础。但随着社会发展,诉讼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诸多弊端与缺陷日益凸现,诉讼迟延、费用高昂以及社会秩序、人际关系因对抗而引发的紧张状态促使英国开始改革既有的司法体制,于诉讼外寻求更多的解纷途径与资源,通过立法和制度建构大力推动ADR的实践便是其主要内容。而这一动态对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论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以德、日、法等为借鉴

执行救济制度对保护执行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执行程序严格依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在大陆法系,执行救济有着严密、系统化的规定,包括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和实体上的执行救济.而我国在这方面尚缺乏完善的规则体系.通过对大陆法系执行救济制度的解析与把握,借鉴其有益的立法经验,可以促进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论人身强制执行

“执行难“现象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我国执行理论与现行立法一概排斥将人身作为执行标的应是其中之一。过于僵化地遵循这一原则已无法解决当前民事执行中所凸显的现实问题。通过历史的考察和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人身强制执行制度既有其历史的渊源,又有现代的法例。而基于对民事执行制度构建的目的、执行当事人双方利益衡量的法理分析,审视执行制度面临的严峻现状,在我国建立人身强制执行制度应有其当然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强制证人出庭:质疑中的反思

证人不出庭作证一直是困扰我国民事诉讼的焦点问题。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的对策是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这一立法思路不仅存在理论上的缺陷,现实中也缺少相应的制度支撑;既与我国社会环境不相融合,又无法产生预期的证明效果。所以,应慎而为之,不可寄予过高的估计与评价。证人出庭作证应以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为背景,将证人的定位由法院属性向当事人属性转化,将证人出庭作证的动因由法院强制向当事人诱导方向转变,同时构建支撑这一转型的制度化体系。     

专家证人:异域中的路径选择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纠纷类型日趋多元,特定案件中对专家证据的需求愈加迫切,而我国现有证据体系却无法满足与回应司法实践的需求,必须加以完善.这一方面需要对已有立法规定展开进一步的细化构建,另一方面,还应通过对英美法系专家证据制度的解析与把握,吸收、借鉴其有益成分对我国目前的鉴定制度加以整合,在我国确立法官主导下的专家证人制度.     

证人证言及其质证规则

证人证言作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其诉讼功能和证明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完善的质证规则为制度前提。由于中国目前立法中相应质证规则的缺失,使得证人证言无法在诉讼证明中发挥其应然的作用。所以,正确理解与把握证人证言,设置科学、合理的质证规则是构建诉讼制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