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世界的言说：女性身份与形象

以汉语与性别作为特征的世界华文女性文学，表现出复杂多样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图像。文化背景的多重性，思想资源的丰富性，不同国家与地区文化形态与母体文化的整合，致使女性形象内涵有着无穷可塑性，又能提供阅读予无限可解性。置身于文化、国家、性别“三维”空间中，女性形象既充分呈示她兼收并蓄的活力，又可能陷入混沌难解的尴尬身份中。     

冰心儿童观及其写作意义辨

冰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萌时期广有影响的标志性作家,她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作为现代女性的写作,所带给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性改变.通过对冰心儿童观来源与性质的考察,不仅可见组成冰心文学所特有的内涵与风格的重要元素,更可籍由这个特具象征性与代表性个案,考察中国女性写作的现代转型与其特质.     

语言的神力:神话隐喻的性别观

创世纪神话以神说的方式表明语言对于人的先在性;而"神说"性别秩序成为造人神话的核心内容,语言在此成为性别无序到有序的唯一通道。在语言型神话中,父/男权制性别秩序话语,同时也被形象地赋予"天赋"的性质。一种性别意识形态正是通过神话语言的言说,造成了天经地义的既定与存在。神话在讲述语言开辟世界秩序的同时,也把"语言-父/男权体制话语-文化"三位一体地根植在人类意识之中。通过对神话如何彰显语言神力的叙事分析,可以发现与其语言观同在的性别观:"神说"既揭示了语言的文化本质,也揭示了性别文化的语言本质。     

中西语言观之辨异

中西语言观走过相近理念的历史,但西方“语言学转向”使得二者的发展与影响可谓同途殊归。追根溯源,则可见二者源于完全不同的语言认知体系与集体无意识。这是我们今天在引进西方语言学成果并介入其研究热点中,所必要警觉的心理偏差与理解偏差之所在,也是中国语言研究走向成熟心态与清晰理念的必要澄清。     

华文微型小说的叙事自觉与阅读期待

微型小说因其制小篇微的体式,易于诱使写作者趋向“滥作”,尽管它在本质上更要求写作者的“精耕细作”。华文微型小说通过它得天独厚的现代生存条件,摆脱此种“先天”不足带给它艺术地位的弱化,而发挥出文学独特的精神功用。因而它必须具备叙事自觉既要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又要提升这种阅读期待。从整体上考察华文微型小说写作的叙事自觉与作品中叙事艺术的缺失部分的关系,可为它所应具有的诗学品质,提供一份有益的思考与经验。     

冰心早期女性观之辨析

从分析冰心早期作品来看,冰心对现代新女性的构想尺度,乃是把她置放在家庭主妇的位置上而非社会角色的意义上来完成的。女性传统角色不变,要变的是角色的知识结构与家庭结构,这是冰心与五四女性观既有一致也有相悖的地方。这使冰心的“问题小说”没有体现出对现代家庭与角色关系的质疑、思考与解构的深度,从而未能达到稍后出现的鲁迅、庐隐等作家作品的思想高度。     

黄春安散文创作论

上篇黄春安，曾用笔名忆梅。一九三八年出生于中国福建闽北山区一穷苦人家。幼年给闽南晋江一户贫侨人家为子。四五十年代的中国，正纵跃于截然不同的新旧两个社会与时代，这给如黄春安先生这一时期出生的中国人的青少年，抹上了一层浓重而又鲜明、沉郁而又热烈、感性而又丰富的生命底色。这个生命底色是如此的不可忽略：它演绎生成象黄春安先生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的一种最基本的生命基调、生命意识与生命景观。那是这一代人所特有的一种气质和信念，无论是走到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身穿洋装还是土装，无论吃饭是拿餐刀还是拿筷子，无论说的…     

从互文性看张翎与严歌苓之叙事特征与意义

在华文写作传统与准备条件上一直稍逊于美华文学的加华文学,此前创作大都处于"留学生文学"强大的基调与影响下,现在因为有了张翎为代表的突围式的、异军突起式的叙事表现,不仅表征加华文学近期叙事的突破指向与刻度,使之拥有可与美华文学相媲美的叙事品格与艺术格调,而最重要的是,以张翎叙事的独特性,可以与严歌苓新历史主义叙事特征构成互文式的呼应、阐发与补充,它无疑丰富、丰满了北美华文文学的叙事视野、内涵与手法,增加了作家表现生活与自我的深度、广度与厚度.     

通俗文学在当代的困惑

通俗文学在当代的困惑林丹娅通俗文学几乎是在大陆文学界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藉着八十年代初万象开放之势，紧随境外琼瑶金庸等言情武侠小说之后，大浪骤起、迅捷涌进读者市场，与正逐渐全面复苏文本自觉并圆满作家们多方面艺术创造梦想的雅文学一分天下，雅文学几乎是...     

私奔:现代中国性政治的千年隐文

私奔,指女子私自投奔所爱的人,或跟他一起逃走.它作为一个反常事件,在满足人们反规心理与破禁欲望的同时,还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戏剧性,因此,它广泛地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中,成为一种经典的爱情/男女关系模式.曹雪芹在他的小说<红楼梦>"史太君破陈腐旧套"一节中,形象地再现了这么一种情景:私奔,一方面因其有违封建礼教道统而被视为大逆不道.一方面则又可以毫无阻碍地在深宫内外的男宾女眷前长期公演.这种充满悖谬的现象,细究之却自有它的逻辑成因.私奔反叛的是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追求的是婚恋自主,它的实质是源于对情欲解放的追求.若从性别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私奔之始作俑者皆为男性,女性再勇敢也只不过是充当了一回被"勾引"者而已,满足的是男性对女性的另类欲求.这个性别关系形成了私奔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质,它揭示了儒家很是认可的"食色性也"如何在"万恶淫为首"的封建社会中并存的奥秘.因此,私奔并非如我们以往所认知的那样,在它身上承载有多大的反叛性.也许,在客观上它的确具有反父权宗法制之效应,但在主观上可以说是毫无反男权之意识的.换而言之,作为女性在封建社会里最具反抗行为的表征,私奔其实并不构成对男权社会/性别秩序--性政治权力的任何侵犯与挑战.因此,它也解释了作为封建卫道士表征的贾母,为什么对私奔的讨伐虚张声势得厉害,却并不较真的根本原因.否则,有关私奔的情节与故事,也不会层出不穷地被演绎成中国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