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发展中医药的系列论述与其传统文化观的关系

习近平关于发展中医药的系列论述与其传统文化观有着密切的关联，后者是理论基础，前者是对后者在发展中医药问题上的具体运用。二者的关联体现在历史定位、当代价值、实践路径和文明互鉴等四个方面。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习近平客观地肯定其历史地位和价值，理性地分析其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以“两创”思想和“文明互鉴”观念作为其当代传承和发展的精神指引。对二者思想关联的揭示，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习近平关于中医药论述的思想理论基础。     

《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再反思

关于<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性质问题,学界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即性善论和性可善可不善论.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主要源于对"性"字的不同理解.<乐记>对人性的双重理解是可以统一的.这恰好体现了其人性论的深刻性.而通过将<乐记>的人性论置于儒家人性论的形成过程中来考察.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其本身的性质和意义.     

"理解"的创造性问题研究的新境界——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为中心

"理解"的创造性问题是解释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古典解释学所提出的"重构说"对于该问题作了开创性的探讨,但由于受历史客观主义的制约,使其理论缺乏深度。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关于"效果历史"理论的提出,使得对于该问题的探讨走向深入。     

论庄子工夫论的现象学意蕴

现象学精神的精髓是"面向实事本身",庄子工夫论所体现的精神与现象学的精神有深刻的契合之处。胡塞尔现象学理论集中体现为现象学精神的"现象学还原"、"现象学直观"与"意向性"理论,有利于揭示庄子工夫论的现象学意蕴。     

梁启超科学文化观中的科学主义之维

梁启超的科学文化观不是铁板一块,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尽一致的特点。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至晚年思想的转变这一阶段,梁启超科学文化观所凸显出来的是其科学主义之维,这一认识对于深入理解梁氏晚年科学文化观转变的思想动因、更好地把握其科学文化观的全貌有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以此来统摄人类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价值化约其他文化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这一倾向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着眼于儒家文化的现代发展,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内涵、表现、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治的方案。其所作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利于传统儒学的自我调适与现代发展;就方法学的层面而言,他倡导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理性的态度。但其所提出的对治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构想又有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值得反省。     

理性直觉与感性实践：以冯契的广义认识论为中心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沟通直觉与实践有多重理论进路。与现代新儒家把作为直觉境界呈现之基础的实践归结为道德实践不同,冯契的广义认识论表现了更广阔的理论视野。道家＂破＂的修身工夫、儒家的道德实践以及唯物史观的感性实践都被纳入＂实践＂的范畴,并进而把感性实践作为最基础、最本源的实践,由此对直觉境界与实践工夫的关系作了深层次、多角度的解读。     

普世哲学视域下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以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冯友兰为中心

冯友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与其自身的哲学思想发展状况有着内在的关联.20世纪40年代之前,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尚未成形,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亦处于探索阶段,主要笼罩在普世化哲学观的背景之下.通过对冯友兰20世纪40年代前相关思想的梳理,不仅可以深化对其思想成熟期前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状况的了解,而且亦有助于厘清冯氏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思想的发展轨迹.     

现代新儒学沟通直觉与实践的两种进路——以冯友兰与牟宗三为例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沟通直觉与实践有多重理论进路.在现代新儒学内部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向,即冯友兰与牟宗三所分别代表的"理学"进路和"心学"进路.前者主要在理智解悟的层面来理解直觉境界与实践工夫的关系问题,因此其实质上是取消了"实践"的问题.后者则强调直觉与实践的内在性联系.将实践工夫作为一个环节纳入到直觉中,因此直觉境界不是理智的解悟,而是真实的呈现.对于直觉与实践关系的沟通而言."心学"进路要比"理学"进路更能体现中国哲学的本真精神.二者的共同问题在于,时"实践"范畴的理解过于狭隘,仅局限在道德实践的层面,而未能上升至马克思的感性实践层面.     

《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再反思

关于《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性质问题,学界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即性善论和性可善可不善论。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主要源于对“性”字的不同理解。《乐记》对人性的双重理解是可以统一的,这恰好体现了其人性论的深刻性。而通过将《乐记》的人性论置于儒家人性论的形成过程中来考察,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其本身的性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