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视域下的《天主实义》与“补儒”困境

东林学风之兴与西学入华，是明清之际颇为突出的两大社会思潮，而作为儒家时学引领者的东林人士，又与代表西学的耶稣会士，共同践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质性的中西文化思想对话。就学理言，儒学与西学存在根本性冲突，利玛窦通过降格太极和回溯“意志之天”，欲置天主于更高哲学范畴，这本与东林立场绝然龃龉。而东林基于广泛化格物与身心互为体用的思想新机，摄取《天主实义》哲学架构的首尾两端：本体实在与为善禁恶，对西学作重构性解读，终促成主流儒学立场以求同存异之心对待西学的突然闯入。然而，利玛窦“合儒”成功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化异质性亦渐受儒学思维范式之消解，《天主实义》第七篇专论性善，以分疏“良善”与“习善”重塑天人关系，正表达了西士试图突破东林视域的努力。但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执定之下，西士们无法供给儒者渗透与涵摄宇宙的有效心灵之径，终陷入“补儒”困境，走向影响力的式微。     

尊经与结党:东林书院立教的具体形式及与复社的落差

东林书院思想大致在心—性—理的结构中立足于"性",利用其联络天人的特殊位格纠偏王学流弊,同时又致力于打通理学与心学两者间的藩篱,表现出强烈的学理总结的特性,因而影响巨大,成一时儒学之宗。书院立教的具体形式乃是"尊经",通过经典阅读展现完整而清晰的儒家思想史,并在其中建立起先贤与后学之间直接的联络,从而切实地绍继圣学,并将个体的涵养最终引导向终极本体的有效发越。而经典又使得学者对私有性的体认经验得以通过公共性文本进行交流,形成讲习之风,并在讲习经义的基础上自觉集群结党,以弘扬天道为职志,摒除现实中的邪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