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丹族妇女的社会地位

在辽代社会中，契丹妇女享有较高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并在辽朝历史上，对统一契丹八部，在推行封建化改革和文化发展中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论辽与高丽的关系及辽的东部边疆政策

辽朝与高丽的关系为境外藩属国的关系。在辽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 ,辽与高丽既有战争 ,也有和平交往。和平交往为辽与高丽关系的主流。辽朝重视对东部边疆的治理与巩固 ,采取了建立军事城池、派驻军队、严加防守、移民东部边疆、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 ,巩固了辽对东部边疆地区的统治 ,并由此奠定了辽金元东部疆域的基础     

契丹文化的源流及其历史影响

契丹文化是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文化包括本源文化、主源文化和他源文化,以本源文化为主,同时吸收了主源、他源文化而最终形成。主源文化与他源文化对契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契丹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历史发展中深刻影响到周边的民族。     

论金朝县级官吏的选任与考核

金朝重视对县级官吏的选任,采取军功世袭、荫补、科举、荐举、流外出职、纳粟补官等途径选任县级官吏。县级官吏承担着宣导风化、劝课农桑、平理狱讼、捕除盗贼、禁止游惰、储粮赈济、安全防卫等方面的职责。金朝对于县级官吏的管理,开始实行廉察法,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业绩考核。章宗时定考课法,制定了四善、十七最之制,由此决定官吏的升迁或罢黜,清廉练达者升迁,贪污腐败者罢黜。这些选任与考核措施,对于激励基层官吏,提振职官队伍,肃清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与不称职者,提高县级官吏执政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氏高丽时期的渤海移民

公元926年,辽朝灭亡渤海国后,把大批渤海民众迁往其内地东京、上京等地。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渤海民众陆续迁往朝鲜半岛。对于迁往朝鲜半岛的渤海移民的族属、族源以及他们与王氏高丽的关系等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渤海国与王氏高丽的关系是中国地方政权与国外政权的关系;渤海国灭亡后,迁到朝鲜半岛的渤海移民与王氏高丽的关系是王氏高丽王朝与其附属民众的关系;渤海移民与王氏高丽属于不同民族,不存在血缘上的联系。     

金代的人口与户籍

金代的人口与辽、宋时期相比有很大增长。民族间的大调动与大迁徙,使金代人口的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作者以丰富的史料从人口的结构、增长和布局几方面对这一变化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文章对金代户籍管理的政策与措施进行了研究,认为:在金代确立的对多民族户籍管理的制度与经验,对后来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及其社会影响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 ,受幕府支持而繁荣发展 ,并形成了儒学各派。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有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特点 ,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翼"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考辨——兼论金朝中后期尚书省与枢密院的关系

金朝尚书省与枢密院的关系,赵翼认为"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此说不确.金朝自熙宗至金末,宰相对军事的参与是一直存在的.金朝后期,枢密院独立性明显增强,但未脱离尚书省节制.天兴元年(1232),省院合一,枢密院取消,是金朝后期尚书省与枢密院关系的最终结局.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国地方官吏的犯罪与惩罚

《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了战国时期秦国地方官吏犯罪及其惩罚的有关律令,主要有任用官吏不当罪、失职渎职罪、经济与管理方面的犯罪、欺骗上司弄虚作假罪等方面的律令。秦国地方官吏犯罪多涉及到失职渎职罪,说明当时对地方官吏在职责范围上有明确的规定与要求,在管理上较为严格。下属犯罪,上司要承担连带责任,同样给予处罚。秦律反映出优遇统治阶级的特点,对犯罪官吏,可找人替罪或以物赎罪,其物品多为甲盾等兵器,体现出战国以战为主的时代特点。秦国在地方上设置了廷尉、御史等主管司法的官吏,加强了监督、处理官吏犯罪的力度,在职官管理和以法治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辽代人口考述

关于辽代人口的数量,史书尚无具体的记载.过去曾有学者进行研究,但是看法存在很大分歧.因此,应该采取与以往不同的研究方法考证辽代人口,即充分利用辽代的石刻资料,结合文献资料,对辽代人口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统计,以纠讹、补充史料的不足.在对辽代人口进行统计时,主要依据三种方法:一是利用<辽史·地理志>中对各道人户的记载,从中统计出辽代的总户数;二是从<辽史·兵卫志>中记载的每户所出的丁数,统计出辽代各府州县的总户数,再依据辽代碑刻墓志铭,统计出每户平均人口数,从而计算出以上两种统计方法中的辽代总人口;三是依据辽代石刻中的相关史料,间接推算出辽代的人口.用这三种方法分别进行计算,其结论大体相同,即辽代人口在750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