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与增长的持续性:来自中国的经验

通过发挥要素组合优势和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高增长.但与此同时,也累积了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而且使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力,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反复.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逼近和国际规则的新变化,经济格局将出现整体性调整,这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可能进入均衡陷阱.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这需要包括企业、市场和政府在内的全面经济转型.     

治理机制、行业聚集与国有工业部门绩效变动模式

1978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呈现出U型变动模式.1992年前,在卖方市场和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高而利润率却大幅下降.其中的症结在于以内部人控制、软预算约束和行政干预为特征的治理机制.1992年后国有企业的绩效在谷底徘徊,并从1998年开始大幅上升.在市场竞争加剧和治理机制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国有资本向高利润行业的聚集和对民间资本的进入限制是国有企业绩效整体改善的关键.当前依然应当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取向是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制度变迁与转变政府经济职能

对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应当置于制度变迁之中，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以及合辙和闭锁分别是指制度变迁的不同类型和不同轨迹。制度变迁的类型和轨迹虽然有很大差异，但是它们都要面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约束。约束和制度变迁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前沿问题，其结论对我国经济体...     

转型期国有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

我国国有银行在转型过程中依然保持着软预算约束,并没有建立消除大量不良贷款产生的机制。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并不是转型经济面临的特殊现象,但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则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形成机理。软预算约束使银行行为发生扭曲,增加了财政负担,降低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而牵制了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阻碍金融市场准入和利率的市场化。在政策取向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应使股份制改造与商业化并行,改革的渐进性要求采取逐步引进外资参股、逐步降低信用集中度和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的道路。     

收入分配、技术进步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

支撑中国经济近30年高增长的主要是要素投入而非技术进步,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下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这可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供条件,也可能使经济进入均衡陷阱。技术进步本身有着内在的逻辑,它源于分工,而分工又具有自发演进的正反馈机制。建设"创新型国家"(或者说大范围的技术进步)难以依靠由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集中攻关的"举国体制"来实现,分工的深化才是技术进步,进而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总量失衡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兼论制度创新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中，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是并存的。因此，在控制总需求规模和提高总供给水平的同时，还必须对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进行调节，通过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的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于实现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有着重要作用，因为在总需求膨胀的背景下，增加总供给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提高积累效果而不是积累率，从而一方面有利于对总需求规模的控制，另一方面有利于有效地促进总供给水平的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经济体制转轨为前提条件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找到一条合辙的轨迹，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制度要有创新。对我国当前极具现实意义的制度创新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机制和转变政府经济职能。     

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可供选择的模式

我国企业集团存在着核心层缺乏实力和组织结构不规范的突出问题。构造合理的组织结构模式 ,实行资本联合 ,增强核心企业的经济实力和控股、参股能力 ,是我国目前完善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当务之急。     

关于企业制度创新的深层次思考

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然而,现实状况依然是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缺乏活力。其中的症结在于所有权吗?所有制改革与明晰产权是什么关系?如何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制度约束下,实现企业的运行效率?这些都是困扰理论研究和制约改革实践的现实问题,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论证企业制度的创新。     

社会学要研究改革问题

我是《社会》的忠实读者。两年前我刚从工科院校毕业,是社会学的门外汉,然而,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使我的视线发生了转移,我不能仅仅盯住自然科学及其成果,还要了解国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情况,因为一个改革者对企业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科技工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20年反思与前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１９７８年，至今已经走过２０年的历程。在这２０年中，作为实现资源配置的手段，市场的作用逐步被强化，而计划的作用逐步被削弱，因此国有企业的经营坏境有了一定的改善。国家逐步把越来越多的经营决策权下放给企业，把一部分利润留给企业支配，同时允许企业把完成计划后生产的产品以高于计划价格的市场价格拿到市场上出售，直至取消计划任务而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行作出经营决策。所有这些改革举措使国有企业产生了内在动力。允许并鼓励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经营企业等）的发展，使市场竞争在中国出现并不断趋向激烈。这一改革举措对国有企业产生了外在压力。因此，国有企业的效率明显提高。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每年上升２．４－５．０％（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Ｓｉｎｇｈ，１９９８）。但是，国有企业的效益明显恶化。本届政府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解困”的目标，即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到２０００年亏损面和亏损率不再扩大和提高。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成为从中国最高决策层到普通居民共同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