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研究管见

吴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独具风采,从考古发现已可追溯到一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三山文化;从文献记载看,也可上溯到狩猎时代的华胥伏羲氏集团。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菘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在参与中华古代文明的孕育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商周到春秋的古吴国时期,吴文化逐渐与灿烂的华夏文化融为一体而又显示特色。在这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吴文化与祖国统一文化中的各区域文化一起成长,并发展成为独具异彩的吴语文化。魏晋隋唐以后,随着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太湖流域一直是我     

越为“少康庶子”试析

《史记·越世家》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二千年以来,围绕着这一记述,学者展开了关于越人族源与越夏关系的长期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司马迁的记述流传有绪,且不断被考古发现所证实,比如马桥文化遗存中就含有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因此,越为少康庶子说信而有徵。另一种意见认为,夏处北方,越居南方,两不相干。越为少康庶子,纯出后世附会。各执一辞,久讼未决。我认为,上述两说对“少康庶子”这一关键词的理解似可商榷。首先,所谓的“庶子”不应理解“庶出之子”,因为嫡庶之制始于商而为夏代所无。既无嫡庶之制,自无所谓“庶子”。     

试述《尚书·汤誓》的成文与在先秦时期的流传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根据该书的材料来源,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两部分,即传闻追述和时事实录。中国的文字源远流长,但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文字还要数殷商甲骨文,而《汤誓》是《商书》中最早的一篇,所以它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 一 《尚书·汤誓》是商人将与夏桀战于鸣条之野时,商汤向商众发出的战斗动员令。尽管今本《汤誓》较为浅易,某些文字显然被后人改动过,但其原形的成文却远在商汤时。《汤誓》是当时史官的时事实录。     

禹字案平议

从来没有人象顾颉刚先生那样周密、透彻地梳理、分析大禹的史料。当顾先生为他创立的“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寻觅依据时,很自然就想到了大禹。他发现几千年来公认为圣王的大禹原本是神不是人:“(禹)起初是一个天神,后来变成一个人王,以后又变成一个夏后,最后作了舜的臣子而受禅让”。这就是说,人们对于大禹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堆砌、变异的过程。顾颉刚先生这一发现成了他创立的古史辨派理论的重要基石。     

释“句吴”与“工■”——兼论吴文化起源的特色

一、问题的提出 典籍中的“句吴”,金文或作工廬(工廬王剑)、工欧(者减钟)、攻欧(攻欧太子姑发剑)、攻玫(夫差剑)、攻教(夫差戈)、攻激(吴王光戈)、攻吴(夫差鉴)、吴(吴王光鉴),皆为古吴国之国名。句吴的含义及其取名的缘由,因涉及吴文化起源的一些关键问题,学者曾多所探讨,现将主要观点列举如下:     

读《史记·越世家》一得

司马迁《史记·越世家》中有“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一语。二千多年以来,围绕着这一记述,学者展开了关于越人族源与越夏关系的争议。我认为,对“少康庶子”这一关键词的理解值得商榷: 首先,所谓“庶子”不应理解为“庶出之子”,因为嫡庶之制始于商而为夏代所无。这里的“庶”犹言庶姓、异姓。《诗·小雅·伐木》孔疏:“庶姓,与王无亲者”。《周礼·秋官·司仪职》郑注:“庶姓,无亲者也”其次,所谓“子”也不应理解为子嗣,因为越夏在人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文化方面既有     

《诗·玄鸟》中“厥后”新解

《诗·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自来注家多将“厥后”解为“诸侯”或“四方诸侯”。如郑玄笺云:“方命其君,谓遍告诸侯也”。朱熹《诗集传》:“方命厥后,四方诸侯无不受命也。”近人因之,其说实有可商之处。按诗意,“方命厥后”者为古帝,如“厥后”是指“四方诸侯”,则“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即谓上帝授命四方拥有九州,这显与史实与诗意不合。余意“厥后”者,厥君也,厥王也,亦即指成汤。其证一,“后”通君,通王,则“后”亦可指成汤。《尔雅·释诂》:“后,君也。《诗·大雅·文王有声》:“王后丞战,”《毛传》:“后,君也”,“王后”犹言君王;     

隶书之源非小篆

隶书之源非小篆殷伟仁隶书产生于西汉，它从秦代小篆演变而来，这是自古以来人们的普遍看法。但近年来大堂出土的文字资料已可纠正这一误解，得出新的结论：隶书起源于早于秦代的东周，其直接渊源是东周古隶，与小篆无涉。出土的一些战国简牍，如秦武王二年（前３０９）的...     

大盂鼎铭文补释

大盂鼎铭文补释殷伟仁庶人的身份一度被视为探讨西周社会性质的关键。大盂鼎铭文记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话说：“锡（赐给盂）……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对于这句铭文的权威解释是：“人鬲”就是“鬲”，指奴隶；“人鬲”包含了“自驭至于庶入”；既然，“...     

黄河流域古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与特点(上)

世界各国、各个地区迈入文明、建立国家的历程,有共性也有个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共性。国家的产生,必须以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为前提,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就不可能发生贫富或阶层之间的分化及脑体、城乡之间的对立。但由于各国、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生存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文化氛围的差异,建立国家的途径也不可能是单一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分析了欧洲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