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罗斯灵魂的对话——高尔基与别尔嘉耶夫民族文化心理观的比较考察

俄罗斯作家高尔基和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都曾就俄罗斯民族灵魂的双重性、民族心理和民族命运的关系、集体主义和个性主义等问题分别进行过探讨,其观点和结论远不是一致的,但又具有某些联系和交叉,从而构成一种既彼此冲突、又互补互释的对话格局.考察他们各自的见解及其对话关系.对于深入认识20世纪前期俄罗斯文学精神与思想成果,有着显而易见的意叉.     

人文关怀:高尔基笔下的"东方"与中国

俄罗斯著名作家高尔基从童年时代起就开始通过文学作品初识中国,20世纪初曾邀请契诃夫一起来中国访问,并关心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希望了解孔子的思想,30年代曾就"左联"五作家被害一事向反动势力发出抗议;在高尔基的作品中,也出现过不少中国人的形象,这些形象既体现了高尔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面的痛切批判,又倾注了他对作为被欺凌、被损害者的"东方"和中国的真挚同情,两者都显示出作家对于中国的深切的人文关怀.     

新中国60年高尔基小说研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高尔基研究在建国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和进展,并显示出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其中,"文革"前17年的研究描画出一幅被偶像化了的高尔基形象;"文革"中高尔基的作品先是被禁读,后来则被赋予那一特殊年代的政治话语特征,但同时却无声地培养着将活跃于"后文革时代"的新一代知识者;进入历史新时期,高尔基研究开始显示出从停滞走向复苏的时代特色和审美价值的多元取向。最近20年中,研究者们就高尔基创作的真正成就和代表作、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他的晚期思想和文学活动的意义等关键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然而庸俗社会学批评所造成的影响,仍旧在阻碍着人们对高尔基的重新认识。总体而言,国内高尔基研究和国外研究水平相比明显滞后,但依然存在推出高质量新成果的可能性。     

当前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当前国内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需要认真加以探讨。由于并不存在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比较文学",只存在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研究",因此其实很难写出名副其实的"比较文学史",而写出渗透着比较意识的"世界文学史",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宏伟目标。"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这一命题的提出,因其基于对"影响研究"的狭隘理解,显示出否认"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文学史事实的意向,在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难以发挥任何有效的作用。比较文学的真正"困难"在于语言的困难。     

巴赫金的诗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流布

巴赫金的诗学理论是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最富有创建和影响的成果之一。本文着重考察了他的复调小说理论和狂欢化诗学,对其理论要点进行了概括和评述,并以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为例,论证了这一理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并对产生这种影响的文化根源进行了初步探讨。     

寻找参照：弗·索洛维约夫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考察

19世纪末俄罗斯哲学家和诗人弗·索洛维约夫在《中国与欧洲》一书中曾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作了深入研究,试图发现中西文化的异同,并对两种文化冲突的前景作出预测,希求为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寻找参照。索洛维约夫的见解中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能给我们以启示的东西,同时也存在因文化隔膜而产生的偏颇。     

巴赫金对中国文学的描述

俄罗斯学者米.巴赫金的治学领域宽广,对人文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俄罗斯本民族的文学和文化遗产是巴赫金的创造性思维得以孕育、生成和发展的主要资源,但他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一份题为＂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的提纲中。巴赫金看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确认从事一般文化与文学研究、探索人类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规律离不开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把握,这其实是他在观照东西方文化关系和思考世界文化发展问题时必然形成的见解。     

百年俄苏文论在中国的历史回望与文化思考

在过去100年中,俄罗斯-苏联文学理论与批评曾经对中国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我们对它的接受却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在认识上也有偏差。回顾自“五四”前后至90年代中国文学接受俄苏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历史,考察它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接受、影响与转换,了解其中被我们所忽略与排拒的有价值的内容,认清苏联极左文学理论与批评曾经给中国文学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探讨制约上述接受史的文化原因,对于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基本格局形成的外部条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的道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思考

外国文学史的编著是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一代学人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和经验的一种总结方式。然而,截至目前,我国虽有为数众多的作为教材的《外国文学史》,也有若干种具有较高水平的、内容丰富的国别文学史,而没有作为学术专著的、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总结的、具有权威性的外国文学通史类著述。这种现状必须改变。美国批评家韦勒克、沃伦指出,应当编写一部综合性的、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和译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也表明,编写这样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很有必要。这种具有权威性的外国文学史著述,也可以称为“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这种外国文学史在篇幅上应当是一种大型的、多卷本的、纵览古今的著述,在内容上应当涵盖世界各地区的各主要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在编写观念上应当体现宏阔的文化视野和为人类语言艺术的发展立传的意向,其作者队伍则应由素有研究的学者构成。我们呼唤这样的“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早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