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行政:服务行政行为的一种模式

当代行政法的变革在理念上呼唤着契约精神,在理论研究上催生着合作行政,在实践中也呼应着合作行政;同时,为适应当前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热潮,行政行为模式也要由服从行政到协作行政再演变到服务行政。作为服务行政行为的一种模式,合作行政有助于社会本位的外化和实现,有利于最大限度推动民主行政,并可以有效促成公共服务和有限政府的统一。     

问题与对策:从食品安全到《食品安全法》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存在诸多问题,就法律层面而言,主要表现为缺少食品安全基本法,现有处罚力度不够,监管体制存在结构性缺陷,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不完善等.为有效应对食品安全危机,我们需要构建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加大处罚力度,重视处罚实效,创新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并完善食品安全相关体系与制度建设.     

论地方权力机关监督权的宪政属性

在21世纪之初的各级地方人大实践中,地方权力机关正试图通过多种形式对不同社会领域行使监督权.鉴于地方权力机关在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宪政地位,故其监督权也相应具有不同的属性.对地方权力机关所产生的其他地方机关而言,监督权则是其固有的权力;而对于非由其所产生的其他机构,地方权力机关对其监督则具有授权性特征,实践中对企业的直接监督就欠缺了合法性.在宪政框架下区分这种权力属性,将有利于地方权力机关合法行使监督权,有助于我国法治进程的整体推进.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港澳特区基本法的主动解释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宪法性法律,关系着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稳定实施和"一国两制"的贯彻执行,故最高权力机关对基本法进行解释是正当、合法和必要的。为保证国家主权统一、促进特区民主发展、维护特区繁荣稳定并兼顾港澳过渡期后的法律制度衔接,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四次释法实践,本文主张,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以"决定"的形式规范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主动解释,并明确解释的范围和必要的法定程序。     

论行政强制对人权保障的制度性回应

从终极意义上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故人权保障亦因之而成为当今各国法律制度的终极价值。固然行政强制基于维护特定社会秩序需要而具有了追求行政效率的倾向,但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行政强制也不得无视人权保障的要求,相反应当积极做出制度性回应。在配置行政强制设定权时,应当原则上将其控制在中央一级且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主;在行政强制实施过程中,行政主体应当在行政强制的启动程序和具体实施手段上尽量体现以人为本;在对行政强制的救济上,应当基于人权保障需要而赋予行政相对人概括的诉讼权利。     

论宪法的惰性--一种经验和理性的推演

宪法是保障人们正常享有和行使基本权利的宣言书。几个世纪的近现代宪政之路昭示着一条经验 :人们制定宪法 ,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基本人性的正常发展 ,谋求生活幸福。宪法有义务去满足人们对自由、民主和安全的需求。正是宪法关注人性的逻辑起点 ,使宪法具有了一种不应变化的特性 ,而这种特性是宪法的内生性特点———惰性 ,它决定了宪法为实现自己的基本价值而不得不保持其稳定性     

行政许可法的原则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在总则中创造性地规定了一套行政许可的原则体系 ,这些原则同行政法的一般原则一样 ,旨在高屋建瓴地指导和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与实施 ,解决行政许可权与公民权益保障、行政许可中的具体法律规则的价值导向以及应用等问题。     

道具与工具: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异化

行政规范性文件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具有执行性功能和创制性功能,是行政主体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的工具性手段,但在实践中却异化为其巧取豪夺的一种道具.在依法行政背景下,其原因表现为畸形政绩观、依法行政能力差、规制不足、救济乏力等,因此需要从理念的重新定位、内容和程序上的防范以及救济制度的完善等方面纠正其异化现象.     

“一事不再罚”原则确立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为维护行政处罚的公正而不过分损及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一事不再罚"应当成为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但其理论支撑需要重新考量.实际上,"过罚相当"与"有效遏止"应当共同成为"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确立标准.唯有如此,"一事不再罚"原则才具有应有的适应性和指导性,行政处罚的目的才能有效实现.<行政处罚法>立法过程中对该原则的艰难取舍和最终妥协,成为其不得不予以修改的现实理由.     

热点事件中科学信息媒体传播的法律规制解析

媒体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充分自由的巨大平台,同时也为虚假科学信息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特别是热点事件中虚假的科学信息容易借助网络快速传播并造成恶劣影响.我国目前有关媒体传播科学信息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各大部门法之中,规制范围主要集中在网络传播领域,监管手段主要是事前的资格准入审批和事后法律责任的追究,忽视了对科学信息传播过程的规制.因此,在科学信息传播过程中应对媒体施以必要的法律原则,予以规范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