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移情与文化催眠——谈金庸小说的阅读心理

在当代中国 ,一个人因其作品而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这本身就颇耐人寻味 ,更何况是在向不入高人雅士之目的通俗文学领域 ,“金庸现象”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关于金庸及其武侠小说 ,在几次“热”潮过后 ,特别是在学者文人参与讨论之后 ,分析阐释的余地似乎不大 ;而俟“热”潮消退 ,再组织这一组笔谈 ,又似有炒冷饭之嫌。不过 ,正如宋人苏轼所言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和研究 ,往往拉开一定的时空距离 ,方能避免更多的意气之争、情绪化的价值评判 ,从而更加客观、深入。组织本次笔谈的初衷便在于此。参加笔谈的多为研究古典文学且知识储备和识见又不囿于此的学者 ,故能做到从多层次、多角度审视金庸小说的价值、地位 ,更多持平之论 ,其中不乏见解深刻的文章。     

浅析唐诗中的“别鹤”意象

中国古代对鹤的描写始于鹤鸣,先秦文献记载认为鹤鸣有求友引朋之意。后来蔡邕的《琴操》与鹤意象相结合,形成了表达夫妻分离的“别鹤”意象。唐代稳定的外部环境和便利的交通使诗人离别逐渐常态化,唐诗中“别鹤”意象过渡为友人离别。唐代诗人整体更积极入世,被贬谪的情况也更常见,使诗歌的情感在传统离别之情外增添了知识分子“仕”和“隐”的人生抉择之苦,深化了别鹤意象。文人们敏感地在“羁鹤”与“困士”中建立同构对应关系,逐渐形成了鹤悲情结。文人在鹤悲情结中产生了对生命的喟叹,对命运无常的拷问和对生命有限性与追求的无限性之矛盾的思索,让诗歌中的鹤悲情结上升到哲学高度。     

《左传》天象纪事原因探析

《左传》中有不少天象为错记或伪造,也有不少以此虚假天象为基础的星占事应内容,后世对此多以"神巫"、"迷信"之语论,批评者多,但《左传》记录此类事宜的原因何在?从春秋时期历史文化语境出发,从现代眼光看来虚诞的星占事应却是当时社会真实的反映,人们认为天象变化是至高无上"天命"的意志体现,对"天"有类似宗教的信仰,因而星占活动对实际社会事务能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天象对统治者有道德规诫作用,而以"天人感应"的因果逻辑解释历史事件也是《左传》"传"书性质的要求;而且天象纪事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一直被官方垄断,对中国古代社会有重要意义,这都是《左传》重视天象记录的原因。     

从后殖民理论看理论的限度与自省的意识

理论对定见的不断挑战与消解 ,是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它给人们带来的感受是相当复杂的。在提供一些惊人的洞见的同时 ,它们也威胁着以往人们可以放心地落脚和倚靠的东西 ,这些东西曾为我们提供了生活、思想的秩序和安全感 ,如今它们却开始摇晃、松动 ,甚至有化为虚无的可能。这多少造成了一种两难之境 :人们从教条的沉睡中惊起 ,却又不知何之何适。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在深刻揭示东方学这一西方话语的权力机制的同时 ,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不易解决的难题。如何认识并处理这些难题 ,对于我们中国的研究者来说 ,既不应回避 ,也无…     

关于文论“失语”和“话语重建”的再思考

所谓“失语”并不是对当前文论状况的一个准确的概括 ,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也很难成为“话语重建”的理想途径 ,单纯的民族特色亦非理论建构的第一要旨 ,问题的关键是对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现实的深刻研究 ;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并非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而只是认识文学实在的概念工具和手段 ,它必须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实证性研究中自然地生发出来 ,而且具有历史的特定性和暂时性特征 ,是有待于不断的调整和变换的。     

乐语之教与行人专对

行人辞令 ,向以意度雍容、措辞典雅、语气谦敬、修辞繁复、表意曲折而含蓄及言必称引《诗》、《书》等特点而为人所艳称。其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 ,实与行人所接受之礼乐教育 ,尤其是乐语之教育有关。